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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軍閥企圖分裂華北5省的罪惡陰謀對國人造成的巨大壓力；2。由此而引起的中國人民大眾和大部分政府官員日益增加的憤懣情緒和不斷高漲的抗日呼聲；3。國民政府為防止任何不測事件而對人民情緒的任何表露方式進行鎮壓，因為它正在作著抗戰的準備；在這種穩固而持續增長的壓力下，整個民族實際上已經怒不可遏，他們要氣“瘋了”。察哈爾－河北政權的黑暗陰謀籠罩著這兩個省份，政府方面態度曖昧不知何時何地才會挺身而出，不再一味退讓，這一切都使人沮喪，我深切地感到只有順從人民大眾的抗戰要求，與日本決一雌雄，我們的民族才會恢復精神上的平衡。這場戰爭就會像一場風暴，一掃陰晦濁氣，讓人們能在清新的氣氛裡暢快地呼吸，儘管這是不平衡的氣氛。完全覺醒的人民，就能把從滿洲被蹂躪以來積聚已久的對侵略者的仇恨發洩出來，從而感到自由和清醒。在這樣的情況下公開宣戰，從心理上講，是十分有利的。因為我相信，如果一槍未發就放棄長城以內北方省區——日本人可不會放鬆進攻——我們民族就會進入持久的壓抑狂狀態。事實證明，不管中國有無準備，要求抗日的浪潮如此高漲、如此強大，它席捲了阻擋它的一切事物，並且在西安差一點連蔣介石也吞沒掉。如果蔣介石不能夠向捕獲他的人證明自己有抵抗日本進一步入侵的誠意，他就不會被活著放出來。他的這種想法早已堅定、清晰地活躍在他的腦海裡，不過是他拒絕公開向人民宣佈罷了。

這種形勢之下蔣介石的一個怪僻行為是他一方面積極準備作不可避免的戰鬥，一方面又在力爭取時間而拖延，整個民族則被矇在鼓裡，不知道在這場民族解放戰爭中是否有一個能給人以希望的領導。在南京，有一個遠東高明的棋手坐鎮，他是所有時代最偉大的政治棋手之一。一個高明的棋手是冷靜的棋手，這個異乎尋常的神秘人物，10多年來，我看著他出人頭地，走上了榮譽和權力的寶座，他有時會表現出不近人情的冷酷。他冷酷、老謀深算、頑固不冥（很不像中國人的作風）。更有甚者，他也是一個採取行動，但從不把他的計劃公諸民眾的人。蔣的這種“慘無人性的冷酷”，不但在他命令張學良絕對不抵抗就放棄整個滿洲時得到了證明，1932年他拒絕給上海的十九路軍提供援助也是一個明證。這時，日本人已公開挑戰。就人民看來，這時中國已經在抗擊日寇了。這種態度殊非像我這樣的凡夫俗子之所能採取。如前所述，蔣介石深信自己是正確的，即使遭到整個民族的譴責，即使成為孤家寡人。他認為中國還沒有準備妥當，這不僅是指軍事訓練、軍事裝備方面，主要是中國尚未緊密團結起來。上海的戰爭爆發於1932年，但就在1929年，他還在華中和華南攻打汪精衛、張發奎、石友三、唐生智以及廣西將軍李宗仁和白崇禧，直到1930年，他還在華北攻打汪精衛、馮玉祥和閻錫山；在江西，他正在圍剿那裡的共產黨，而1933年圍剿又達到了頂峰。

順便說一句，江西的共產黨早已向日本宣戰了，並且從1932年以來就在實際上與日軍作戰。日本想在中國“殲滅共產黨”，這也是蔣介石一心一意，堅定不移地正在進行的事。但是因為共產黨既想打敗日本又想打敗蔣介石，也因為蔣介石不允許日本打共產黨，所以日本就想打敗蔣介石，以便指揮蔣介石去打共產黨，它不讓蔣介石安寧，直到蔣不再打共產黨，而是和共產黨的“紅色拿破崙”朱德一起去打日本。戰爭開始了，日本很快就發現它的唯一目標是“摧毀蔣介石”，因為蔣介石是反日的，儘管他也是反共的。我知道不久日本就會發現它將“打倒”蔣介石，因為蔣介石不但是反日的，還是親共的。

然而，這場高階喜劇正在日本軍國主義者和外交官員中上演的同時——這場戲我們今後還會看到——中國人民正處在一種舉國失望乃至發狂的可怕氛圍之中。第一線希望1935年夏天才來到，日軍宣佈要摧垮蔣介石。對那時也正處於絕望的深淵的我來說，無疑是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好訊息。此時日本在中國的軍國主義者們狂妄之至，駐南京的日本大使館武官公開揚言，他奉命出使的這個友好政府的首腦應該被推翻。此後，華北日軍的權威人士多次發表公開談話，他們喜歡在報紙上露面，並極為坦率地向記者闡明日本的企圖。這些言論有兩個效果，卻都令人震驚：首先，蔣介石也是一個人，有著常人共有的七情六慾。他尤其是一個天生的、勇敢的、戰鬥到底的勇士。日本公開挑明的敵意惹惱了他，就像波斯貓的毛被逆向搓撫了一樣；第二，也是更為重要的效果是，日本對蔣介石的指責，反而立即為蔣開脫罪責了，在中國人民眼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