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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左輪手槍對準他，然而槍打偏了。一個月後，那個唐副部長在回自己在上海法租界的家裡時，在家門口的石階上被開槍打死。後來，又發生了楊永泰被謀殺的事件。這是北京當局一個精明能幹的政客，好不容易才爬進國民黨政府裡的。

1936年發生了一系列暴亂事件，不斷促使政府考慮與日立即開戰，停止蔣決心進行到底的剿共戰爭。這些暴亂主要是8月份廣西的叛亂和12月份西安事變，然而，這些反叛的動機無論多麼複雜，卻都表達了人民的意願。只有長期生活在中國的人們才能感受到這些事件的全部含義。共產黨，還有張學良將軍，他們做事不計個人恩怨，而是從愛國主義出發，他們的誠意，早已得到證實，共產黨救了蔣的性命併力主將他釋放，這一點，使蔣本人也對共產黨的誠意確信無疑。那些在廣西反叛時懷疑李宗仁與白崇禧將軍要求與日開戰的誠意的人，也在戰爭爆發後被迫改變了看法。李、白兩人發誓要與蔣團結一致，全力支援蔣抵抗侵略者，他們實際也是這麼做的。不管那些反叛將軍的行為動機是出於個人的還是國家的利益，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也不管與日本立即交戰是否可行，這些都無關緊要。事實仍然是，全民族已經開始認識到進一步妥協退讓的危險性。他們看到日本的野心永無滿足之日，他們要征服中國的念頭，也永無剎車之時，而再出讓中國人的一寸土地也實在不能為一個自尊的民族所容忍。整個民族已經到了決心不惜打一場大仗以抗擊日寇的緊要關頭。空氣中瀰漫著戰爭的氣息，蔣介石聞到了，他知道了。

因而，這些反叛是不可避免的，更重要的是它們有助於澄清當前的形勢。這個問題原本是由遍及全國的學生遊行提出來卻又未能解決的，但是現在又由這些軍事家有力地擺在了政府面前。儘管國民黨政府仍在採取著一個比較溫和的對日政策，但它的實際力量在每次反叛之後都有所增加，這也是它受到人民擁護的明證。蔣介石以其堅定和異常精明的手腕處理了這些反叛。他變得漸漸成熟起來，較能剋制自己。在處理廣西反叛時、他儼然變成一個政治家了。面對自己的反對者，他勝利了，然而這種勝利卻遠遠超越了黨派或個人的範圍，因為在勝利的同時，他接受了對手的觀點：完全有必要制止進一步的入侵，要和日軍面對面作戰，儘管作為一個軍事家，他在心靈深處並不希望迫使自己佔劣勢的軍隊去同佔優勢的臼軍相撞，現在仍然能夠避免一場大戰。這一點，從蔣介石在1937年7月蘆溝橋事變之後的整整一個月期間的猶豫和彷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再者，他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他預言日本的下一步入侵一定是在綏遠，當衝突真的到來時，南京在歷史上第一次動員它的軍事武裝力量去對抗日本的侵略。日本軍隊被趕出綏遠，中國人民振奮起來了。我仍然相信他這樣做僅僅是為了安撫中國人民，他相信綏遠之爭不會引發一場大戰。但至少在表面上，他這樣做是完全順從了人民的意願。而只有服從人民的願望，他才能當統帥。他是一個偉人，天堂裡沒有抽象的原則要他去機械地遵守，他也不能被說成是看錯了時機。他新近採取的抵抗政策在西安事變中得到了回報；國民仍然向他表示敬仰。

如果正如我說的那樣，這些反叛澄清並加強了國民的對日態度，使他們團結起來一致抗日，如果反叛起到了這些應該起到的作用，那麼西安的反叛就可以說成是真正為一個統一的立場和統一的戰線鋪平了道路。這在這場戰爭的歷史上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也是情節起伏跌宕、頗富戲劇性的事件。承認上述各點之後，我們就必須給予那位湮沒無聞的張學良將軍以充分的讚揚，因為他導致了這次事件的發生，在整個處理過程中，都完全出於愛國的而非個人的動機。在強迫蔣介石簽署統一戰線的協定，停止圍剿多少年來一直渴求建立統一戰線、渴求獲得與日本文戰的機會的共產黨（這些無效的圍剿於國家無補）這個問題上，張學良是正確還是不正確的呢？答案很清楚。統一戰線是中國形勢的邏輯發展，然而，沒有西安事變，它就不可能產生，中國也就不會作好抗戰的準備。蔣介石在西安被釋放標誌著國共兩黨重建友誼關係，共產黨許諾停止執行它的其他主張，條件只有一個，即南京答應抵抗日本，並且永遠不再將中國的一寸土地讓給日本。

西安事變被證明是中國所有黨派和團體團結起來，跟在蔣介石後面，一致抗日的訊號。於是，這樣一個迴圈完成了：它起始於1935年夏天日本譴責蔣介石，以1936年12月中國各黨派團體聯合起來，以他為民族領袖而告終。

我在1937年春天的文章（《中國準備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