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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戰鬥做好準備。”

當年，那些穿著灰褐色制服、身負行李揹包、肩桂糧袋、腰挎駁殼槍、腳穿草鞋、目光堅定的人們，為了自己嚮往的前景而艱苦跋涉，翻山涉水，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戰鬥。鄧小平就是其中的一員。自那時起，漫漫的長征歲月已經過去整整五十年了。

看來，他們當時所向往的這種前景在思維敏捷的鄧小平的頭腦中刻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記。鄧小平這個最不可能（或許也是不可避免地要）成為中國領袖的人，現在卻已成了中國的領油。

當時，鄧小平在貴州的五嶺、川滇邊界的金沙江江畔和陝北的黃土高原並不馳名。一九六九年他被關在新建縣的營房的那些日子裡，鄧小平這個名字也不是舉世矚目的。

但是，從長征過來的人中，沒有一個象鄧小平那樣有氣魄。鄧多年來穩步地、幾乎出奇地上升。儘管他屢屢被打倒，但都能再次爬起來，沉著應戰。長征後、他曾擔任劉伯承師長的第一二九師政委。這支部隊參加了對國民黨和日本人的作戰，後作為第二野戰軍，把蔣介石趕出了大陸。一九四九年十月—日，當毛主席宣告人民共和國誕生時、他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一個不顯眼的地方。隨後，鄧成了毛在中國廣大西南地區的總管。一九五二年，他來到北京。他參與一切重要工作：黨的書記、政治局委員。對他來說，這些職務都不在話下。一九五七年，他陪同毛赴莫斯科，與尼基塔·赫魯曉夫攤牌。在中國國內，他的工作是主管農業、工業和教育。

鄧小平沒有變。他還是襟懷坦白，性情直率，老老實實。他察覺到了大躍進的災難，就直言不諱地指出來。他不象另一些人，到廬山來時口袋裡揣著兩份不同的發言稿——彭德懷得勢時用一份，毛取勝時則用另一份。

麻煩就在後來。毛後來說鄧（和劉少奇）“見了我就象如喪考妣那樣”板著面孔。或者象“文化大革命”的一位領導人陳伯達所形容的那樣：“要與鄧小平平等討論問題，比架梯登天還難。”

這就是鄧，他反擊了，他採取了多年前在江西出問題時所採用的辦法，作了自我批評、但沒有奏效。他被稱為“第二號走資派”。頭號走資派是劉少奇。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後，鄧銷聲匿跡。他被軟禁在家中，不許與外界聯絡。他的孩子們都四分五散，挨批鬥，並被選到農村參加體力勞動。他的長子鄧樸方被紅衛兵推出窗外，脊骨摔斷了，下肢癱瘓，還不許就醫，造成了終身殘疾。一九六八年十月，鄧和夫人卓琳以及自生母去世後扶養他成人的繼母都被送到長征啟程的江西。在江西，鄧小平住在南昌郊外一所空著的步兵學校裡的一幢兩層樓房裡，那裡曾是校長的住房。象中國當時的所有學校一樣。這所步兵學校也因“文化革命”而早就關閉了。

象許多參加過長征的入的遭遇一律，鄧小平過了三年這樣的監禁生活。他當時六十五歲，但他拖地、劈柴、敲煤、生爐子取暖。在法國勤工儉學時，他曾在雷諾汽車廠裡做過工。此刻他還沒有忘記自己的機工手藝。上午他和夫人在一家拖拉機廠裡勞動，他操作機器、她則擦洗電線線圈。在二十分鐘的來回路上，每次都有武裝看守監護。這條路很滑，鄧有時滑倒。沒有得到許可，他們是不準講話的。

下午，他們在自己園子裡勞動，養雞、種萊。他們把錢省下來，希望能把孩子們接到身邊來。他們最小的女兒毛毛（鄧榕）和幼子鄧梓方（他因面板黑而得綽號“小黑人”）在陝西農村的生產隊勞動。

鄧小平沒有受過拷打，還獲准從北京帶些書來。晚上，他看書，有時看馬、列的書，有時看中國歷史書籍，有時看中國文學或外國文學。他的繼母做針線活。他們從收音機裡收聽晚間新聞。

他們漸漸地與一起勞動的工人建立了友情。在這段漫長的禁閉時期，鄧打過橋牌嗎？　看來不可能。要打也只能三人打，他與纏綿病榻的妻子和年邁而精力充沛的文盲繼母一起打。象延安時期的許多人那樣，鄧逐漸喜歡上了橋牌。一些國際橋牌手認為鄧打橋牌具有世界水平。當權後，幾乎天天打橋牌。萬里是他的牌友，萬是政治局委員、副總理，曾任北京市副市長，是他的老朋友，“文化革命”初期就成了鬥爭物件。據說，有時他還與楊尚昆將軍打脾。另一個牌友是人大副秘書長丁光祿。紐約的橋牌冠軍凱瑟琳·魏與鄧打過橋牌，稱鄧是橋牌好手。他告訴她：“打橋牌使我思維保持敏捷。”他打牌爭輸贏，但不賭錢。輸者得鑽桌子，鄧輸的時候，牌友們總是說：“你可以免了。”他總是說：“不。我要鑽，這是我們打牌的規矩。”然後，他就鑽了起來。由於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