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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答：“當然。”另一些人則說：“不知道。”說這話的往往意味著不走。蔡曉乾回憶說：“這訊息傳來，就象在下池清水裡投下一塊大石頭”，激起了人們的不安。很快，走留人員名單開始列出來了。一些家屬帶著櫃子、箱子回了家鄉，說是“他要走了”（但不說去哪裡）；不少傷員從醫院回到了原部隊。關於誰去誰留的小道訊息也開始流傳了。起初，有人說徐老將留下來。徐老就是徐特立，他曾是毛在長沙師範的老師。人們說他年紀太大，經不起未來的艱辛。但後來又傳說他也走，並被指定與休養隊同行。已替他找了匹馬，但尚未找到馬伕。愛傳小道訊息的人此時還不知道，有人悄悄地已讓毛澤東看了一份留守人員名單。毛的許多親近的人都在名單之中——他的弟弟毛澤覃及其妻子賀怡（毛的弟媳又是妻妹，因為她是毛夫人賀子珍的妹妹）；毛的朋友、湖南同鄉、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何叔衡；早年擔任共產黨總書記、現已被罷免的瞿秋白（據說他肺病嚴重，難於同行）；陳毅司令員；共產黨早期黨員、毛的支持者賀昌；毛的另一個擁護者、寧都起義部隊後來的領導人之一劉伯堅等等，許多人。毛的建議似乎一個也未被接受。甚至他請求帶上瞿秋白的意見也未被採納。與毛澤東的關係成了留在蘇區的特許證，而根據當時留下來的陳丕顯將軍的看法，留下來的人只有十分之一能倖存。

一九三四年秋，毛澤東四十歲。他雙頰深陷，憔悴消瘦，黑髮長得幾乎齊肩，兩眼炯炯發光，顴骨高聳，看上去很難受。他患瘧疾，經常復發，一病數月。儘管教會醫院出身的傅連璋醫生使盡了渾身解數，他還是處在半恢復狀態，感到虛弱和乏力。他知道紅軍將要採取什麼行動，因為在作出決定之後周恩來給他報了信。周實際上是總參謀長，參加決策。然而，發號施令的是李德，他的命令又自然而然地得到黨的總書記博古的擁護。即使周有不同意見，他往往也是以一比二處於劣勢。所以他的任務就是作為—個優秀軍人去執行上級的命令。

沒有人同毛商量，也沒有人徵求他的意見，這毫不誇張。在黨的領導層中佔統治地位的“蘇俄”派裡，有一股強大的力量要把毛開除出黨。早在兩年前，他就失掉了軍事和政治決策權，僅剩下了有職無權的一個頭銜——中央蘇區政府主席。他主持地方會議，近幾個星期，對於都地區的情況進行了有名無實的調查。于都是一個傍河的縣城，他那時住在一條小巷深處一所舒適的灰磚房裡，緊挨著于都北門。他和二十四歲的妻子賀子珍住在一起。這時，賀子珍已是第四次懷孕了，預產期是第二年的二月份。

當時傳說毛澤東在於都受到了軟禁。他雖是政治局委員，但不能前往瑞金同政治局磋商，他同軍事和政治領導人之間的一切聯絡都被切斷了。多年來，一直流傳著這種說法。但看來，他顯然未被軟禁。與本書作者交談過的長征時期所有重要的倖存者和當代中國黨史學家及檔案管理人員都肯定了這一點。但是，在決定撤離中央蘇區並執行這一決定的日子裡卻要把毛派往于都，這種主意至少是難以被人理解的。毛也不可能那麼急切地需要親自去于都搞他的“調查研究”。當時擔任翻譯因而瞭解內情的伍修權將軍認為，有些人可不想讓毛參加長征。“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伍說，“去于都調查，這只不過是不讓他參加的一個藉口罷了。”

一九三四年春天就有人要把毛澤東轉到蘇聯去“治病”。博古和李德向莫斯科提出了這個建議。這顯然是李德的主意（雖然他在回憶錄裡對此只宇不提）。但是莫斯科沒有同意。共產國際認為，儘管它和毛有分歧，但是毛的威信和名字還是有用的。另外，據翻譯伍修權說，毛曾宣告：“我不去，我不離開中國。”

氣氛很緊張。據說，有一次，毛澤東和埃德加·斯諾在保安的一條街上看到博古時，毛告訴斯諾：“那個人曾經要置我於死地。”假如一九三四年夏末秋初時，有人要把毛幹掉，那並沒有什麼奇怪。但是，至今沒有明確的證據能說明確實有過強迫毛留在蘇區的計劃。

毛到達于都後，很難再去離於都有一兩天路程之遙的黨政中央機關了。不過，他的私人警衛員還沒有被撤掉，而且他依舊可以在於都和附近地區自由行動。

毛在於都的生活和他一九三四年九月在雲石山的生活很不一樣。在雲石山時，從一個石崖往上走兩層石階，就到了他住的一所漂亮的小廟，離紅軍總部不到一英里。他的政治局同事、到那時為止一直支援李德的洛甫也住在小廟的一廂，這使他們倆有機會進行密切的交談，後來發現這些交談是非常重要的：那時，毛可以隨便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