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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例中，為一艘船），因此，建築企業可能會發現管理那些技術含量相對較低、勞動密集度相對較高的活動比較容易。結構方程的判斷結果進一步支援了這一解釋。特別是工程和勞動力，它們影響監管內部運作的成本，但並不影響市場交易的風險。

根據表面價值判斷，這些結果有許多令人感興趣的含義。關於下面結論的正確性和普適性的重要條件。首先，雖然交易成本理論強調交易的屬性影響市場或契約交易成本的方式（機率估計結果支援這一結論），但估計中的獨立變數（進度表除外）對於內部組織成本有著重要影響。這既表明使用簡約模型檢驗交易成本假設有風險，又表明應該像Ronald　Coase長期以來主張的那樣，更多的關注內部組織成本的決定因素。

其次，關於工程對一體化決策的影響。這一發現提出瞭如何解釋前期研究中該變數的問題。Monteverde和　Teece（1982a）以及　Masten等人將工程努力對美國汽車工業中生產一體化決策的正效應看作是以下事實的根據：開發新產品過程中產生的交易專用性技巧形成了促進一體化的準租。不僅研究中的資料未能揭示與包含大量工程知識的產品承包相關的適用性問題，而且當零部件包含更多技術內容時，締約可能性實際上會更大。鑑於這些結果，要考慮到下述可能性：美國汽車業在若干年裡發展了管理工程密集性活動的專業技能，這降低了內部的生產組織成本。而且那些一體化的決策更多的反映了管理的嫻熟而不是敲竹槓的潛在可能性的變化。

進度表和平衡負荷的重要性以及工程密集性、勞動密集性變數的效應也強調有必要了解所研究的產業。雖然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可能普遍存在，但影響其發生率的因素在不同產業間可能不一樣。因此必須將案例研究與更為正式的實證分析相結合。

在政策水平上，成本估計表明，旨在改變組織安排的規章或者法規的變動很有意義。例如，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法規使僱員向獨立的合同工的方向的靠攏會使組織成本至少翻一番。該結果也可作為衡量優秀的垂直兼併遭到反壟斷阻止的機會成本的基礎。

然而，在衡量這些結果時，需要作以下幾點說明。當前的研究是依據相當特殊的產業中單個企業的少量觀察資料來進行的。在建造業中對於內部組織成本的考慮中，生產過程的複雜性和進度問題可能是一種不成比例的、非典型的因素。另外，在造船業中，生產的組織也可能受到政府抵禦收購的法規（defense　acquisition　regulations）的影響（Masten；1984）。而且，由於僅具備內部組織成本的資料，估計內部成本及市場組織成本方程的任務主要依賴於一體化過程中的43份觀察資料。

對於成本方程的估計也主要依賴於對內部組織成本的衡量。由於剔除了那些與一個或多個獨立變數有系統性關聯的重要成本，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的結果是不全面的。因此，舉例來講，如果熟練工人的聯合組織可部分取代管理組織或者如果與集體談判相關的成本在僱員與管理層之間分攤，便會導致組織成本與人力資產專用性之間產生負面關聯。在我們的資料中，這些成本（可能會表現為較高的僱員工資）和其他類似成本不會被作為一部分組織成本來衡量。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組織成本（13）

更一般地來說，要對此研究和之前對於一體化決策的研究中使用資料的質量作出限定。研究中的獨立變數幾乎都是定性的，而且並不十分準確的代表了實際起作用的變數。無論是支援還是反對那些被普遍接受的理論，人們可能更多關注的是資料的質量而不是理論的準確性。很明顯，有必要改進這些代理變數並設立新的量化標準以便進行跨企業和跨行業的比較。

鑑於造船業的特點和資料的侷限性，有人建議我們重新調整研究方向以提高對內部組織成本的本質和來源的認識，這有些操之過急。不過，在首次將內部組織成本與市場交易成本相區別的嘗試中，內部組織成本的重要性令人吃驚，這表明應擴大對一體化決策的分析以涵蓋那些企業內部及企業之間的組織成本變數。不幸的是，由於難以獲取研究中所需的資料及資料型別，此時檢驗與實際行為相悖的假設將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參考文獻：

Alston�lcc　and　William�Gillespie：　“Resource　Coordination　and　Transaction　Co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