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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行動相當迅速，這當然讓賀龍高興，於是譚政趁機端來一碗黑豆糊，大聲說：“老總，該喝一碗啦！”

時近傍晚，未來一夜是文水一戰的關鍵，賀龍接過黑豆糊喝了兩口，又放下來，說：“王尚榮他們打得好的話，頂多明天下午一點來鍾就可搞定。”譚政認為24小時內結束戰鬥就是很了不起的勝利，賀龍堅持說要不了，他希望越快越好。這時，譚政抬頭看看屋外的天空，雲騰霧遮的黃昏讓他打了個寒戰。他很是擔憂地對賀龍說：“糟糕，怕是夜裡有雨呢！”

果然，入夜之後便陰雲翻滾，天像是戳破了窟窿，大雨傾盆，風能颳倒牛馬，部隊簡直寸步難行。怎麼辦？還能夠按照原定計劃攻城嗎？八分割槽首長急得直跺腳，立馬派個參謀來請示賀龍。

“請示個屁！”賀龍拍起桌子，“臨陣猶豫是用兵大忌，影響士氣不說，還要貽誤戰機，真是亂彈琴！回去告訴你們首長，攻克文水，決心決不能有半點動搖。今天晚上，部隊就是爬，也要給我爬到文水城下！”

賀龍的命令，很快在風雨泥濘中化作一片口號聲。幹部、戰士水裡泥裡滾得熱氣騰騰，連大炮也被人拉肩扛拖到文水城外幾百米的小樹林邊。正當賀龍聽到報告喜形於色，笑著誇王尚榮“大炮上刺刀”的時候，一份來自陝北邊城榆林的急電，讓他不禁皺起眉頭。

胡宗南項莊舞劍，鄧寶珊反彈琵琶

榆林緊依長城，有榆林河穿城而過，恰好與長城形成交叉，彷彿造物主在宣佈這是一座錯誤的城市。當然，城市無所謂對錯。它不過隱約預示出一個要人的命運，此人的大名在很長時間內與榆林這座古城休慼相關。他就是時任國民黨晉陝綏邊區總司令鄧寶珊。

第三章　前方與後方（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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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論革命資歷，鄧寶珊在國民黨裡面也可稱得上三朝元老。早在1910年7月，他就加入了同盟會。武昌起義的第二年初，新疆伊犁革命黨人發動新軍起義，鄧寶珊就是一名勇打頭陣的戰士。在攻佔清政府伊犁將軍府和副都統署所在地惠遠城及稍後與清軍協統王佩蘭部隊的戰鬥中，都堪稱功勳卓著的人物。這使他敢於在1943年7月國民黨內反共高潮甚囂塵上的風口浪尖上，指著蔣介石的鼻子說：“我願把領袖擁護成華盛頓，不願把領袖擁護成拿破崙。”那是他最後一次會見蔣介石。因為這句話，他的甘肅省主席沒有當成。

蔣介石斷定鄧寶珊與“領袖”感情上有了距離。關於鄧在整個抗戰期間與中共陝甘寧邊區的睦鄰關係乃至其本人多次單獨到延安與毛澤東、朱德、賀龍等人親密晤談的詳情，他也瞭然於胸。但是，共產黨果然能夠赤化鄧寶珊嗎？蔣持懷疑態度。結論是，鄧寶珊不可不用，亦不可重用。

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常言道，樹老根多，鄧寶珊不是一個人，而是大西北的一片天地，一道風景，比方說他和寧、青二馬的關係，以及他在遼闊新疆所留下的餘風流韻，都是蔣介石不能不掂量清楚的。把榆林交給鄧寶珊，讓他坐北朝南與胡宗南遙相呼應打對家，使陝甘寧邊區的核心延安夾在中間，這是蔣介石的得意之作。對此，鄧寶珊心中揣著一塊明鏡，只是公開場合不露聲色而已。尤其是在部屬跟前，他一向都堅定地保持著那張純粹的政治面孔。

這些日子，鄧寶珊的表情有了明顯起色。他幾乎豎起耳朵來傾聽延安與重慶之間的枝梢末節，近一個月的事實程序，讓他忽喜忽憂。儘管對國共雙方的合作，鄧寶珊從不抱樂觀態度（他對兩大集團的最高決策者實在是太瞭解了），但是，他還是願意沉湎於短暫的和平虛象。無論如何，兩軍並存，和顏悅色，總比劍拔弩張於老百姓更為有利。這與他曾宣稱的“與民眾為友者，即本軍之友；與民眾為敵者，即本軍之敵”的情志，似乎一致。然而，正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胡宗南突如其來的一道軍令，讓鄧氏心頭那份自欺的超然也沒法保持下去了。這道命令就是，要鄧即刻將駐守在安邊擔任封鎖中共陝甘寧邊區任務的所部新編第十一旅，調往綏遠整編。

毫無疑問，新編第十一旅不是胡宗南乃至老蔣的嫡系，而是由鄧寶珊一手扶植起來的地方雜牌。過去的歲月，因為牌子不正一直就像小娘養的一樣，每每受到歧視，諸如扣餉拖餉、中斷被裝給養之類的事時有發生。旅長曹又參是個性情耿直的漢子，遇到這種賣了苦力還當孫子的事，難免牢騷大發，說一些近乎於共產黨“赤化宣傳”的話。這在鄧寶珊看來並非新聞。鄧總認為軍人說歸說做歸做，何況抗日期間，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