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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還不願意與自己面談。他不得不又一次搬出斯大林，隨即將中共電文轉發莫斯科。斯大林當即再給延安發電：“蔣介石已反覆邀請毛澤東去重慶協商國事，在此情況下，如果一味拒絕，國內國際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內戰，戰爭的責任由誰承擔？”斯大林勸毛澤東不用擔心人身安全，表示，這個問題將由美、蘇兩國負責。

蔣介石捏著斯大林的心思，說話辦事更“大度”了。8月23日給延安的第三份電報，幾乎到了生拉硬拽的地步：“承派周恩來先生來諭洽商，至為欣慰。唯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先生面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能與恩來先生惠然偕臨，則重要問題，方得迅速解決。國家前途實利賴之。茲特備飛機迎近，特再電馳速駕。”說著話飛機也來了，而且上面坐著美國大爺赫爾利。￥米￥花￥書￥庫￥&nbsp；http：//__

毛澤東究竟去不去重慶？圍繞這個問題，數日內在延安高階幹部中掀起軒然大波。蔣介石何許人也，共產黨人領教得夠多了，翻手雲覆手雨，廖仲愷、張學良、楊虎城都是前車之鑑，誰也無法拍著胸脯為毛澤東的人身安全打包票。可是，從8月14日到23日，短短十天時間，蔣介石一連給毛澤東發出三封邀請電，氣勢咄咄更兼天花亂墜。

蔣介石在電文中表示：“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於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計，則受益拜惠，豈僅個人而已哉！”這簡直就是一篇和平讚美詩。

不僅如此，對於最初關於受降方法的“一日三令”，蔣介石也給出了合理的“說法”，說那是“系由盟軍總部所規定”，還說“朱總司令如為一愛國愛民之將領，只有嚴守紀律，恪遵軍令，完成我抗戰建國之使命”等，如此連篇累牘，理由冠冕堂皇。

更何況，斯大林還在那裡為老蔣“給力”，不依不饒、軟硬兼施。

毛澤東沉吟了好幾天，8月22日發出派周恩來“前來晉謁”一電的同時，高調接見周勵武和羅伯倫參謀，把發往重慶的電報內容一五一十通報給他們。

周、羅二人連續幾天緊張得一塌糊塗，在延安大街小巷四處打探毛澤東的真實意向。結果，所有訊息都表明：毛澤東不可能去重慶。於是，重慶得到的全部密報都是：毛無意赴渝談判。蔣介石聽了後表面上皺起眉頭，實際心裡舒服啊，這正是他想要得到的情報。和談成為公開的幌子，他哪有半點兒時間去作和談準備，只一門心思忙於調兵遣將，搶奪各大城市及戰略要地。

中共中央有關談判的各項準備工作，可謂緊鑼密鼓，所有和談文案都在日夜突擊精擬之中。各項戰略方針也在不知不覺地貫徹落實。就在8月22日這一天，毛澤東還發布了《關於改變戰略方針奪取小城市及廣大鄉村的指示》，要求所屬各部隊，把奪取小城市和廣大農村作為重點。在這份引人注目的檔案中，他第一次響亮地提出“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這才是時局中的大是大非，是社會良知的聚焦點和歷史發展的主動脈。毛澤東在抓不到“權”的時候，必須抓到“理”，因為“理”總是活在絕大多數人心中的東西。毛澤東永遠信奉人民創造歷史，而不是那些不可一世的權貴。

第二章　戡亂與解放（5）

延安委曲求全嚴陣以待，重慶財大氣粗忘乎所以

1945年8月23日，毛澤東在延安棗園鄭重召開大約50人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研究判斷當前國際國內政治軍事形勢。經過反覆考慮，他已胸有成竹——親自到重慶“會一會老蔣”的決策鐵板釘釘。為“妥當”起見，擬派周恩來先行一步。毛澤東把自己的想法一說，會場立刻再起波瀾，核心依然是“為主席的安全擔心”，有人甚至上綱上線，提到政治高度，堅決反對毛澤東冒險，如果毛自己執意要去，那是“對黨的事業不負責任”。

毛澤東內緊外鬆，顯得很灑脫。他是把握政治脈搏的高手。試想，在幾乎全世界輿論焦點密切注視之下，蔣介石怎麼可能愚蠢到對赤手空拳的他用手段呢？就是斯大林不表那個態，承諾美蘇負責他的安全，毛澤東也料他蔣介石不敢（但事實上這個判斷還是有誤差的，老蔣在最後談不通的情況下，確實也動了“懲治”毛澤東的念頭，但終究未成事實）。所以，毛澤東當時敢於大度地告訴大家：“我們是鑽進去給蔣介石‘洗臉’，而不是‘砍頭’。”雖然判斷沒有大的問題，但毛澤東還是準備遇到最大的困難並可能有的讓步。他像往常激動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