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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以英文寫信給我。他最好的文字是德文，我最好的文字是中文，於是我們往前各跨一步，半途相會——用英文。

二、我將之譯成中文。在翻譯的過程中，必須和他透過越洋電話討論——我們溝通的語言是漢語：這個詞是什麼意思？為何用這個詞而不用那個詞？這個詞的德文是哪個？如果第二段放在最後，是不是主題更清楚？我有沒有誤會你的意思？中文的讀者可能無法理解你這一個論點，可否更細地解釋？

三、我用英文寫回信，傳給安德烈看，以便他作答。

四、我將我的英文信重新用中文寫一遍——只能重寫，不能翻譯，翻譯便壞。

四道程式裡，我們有很多的討論和辯論。我常批評他文風草率，“不夠具體”，他常不耐我吹毛求疵，太重細節。在寫作的過程裡，我們人生哲學的差異被凸顯了：他把寫作當“玩”，我把寫作當“事”。我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態度，也出現對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認真；我有八分的認真，二分的知性懷疑。他對我嘲笑有加，我對他認真研究。

認識一個十八歲的人，你得從頭學起。你得放空自己。

專欄寫了足足三年，中間有多次的拖稿，但總算堅持到有始有終。寫信給他的年輕讀者有時會問他：“你怎麼可能跟自己的母親這樣溝通？怎麼可能？”安德烈就四兩撥千金地回信，“老兄，因為要賺稿費。　”

我至今不知他當初為何會答應，心中也著實覺得不可思議他竟然真的寫了三年。我們是兩代人，中間隔個三十年。我們也是兩國人，中間隔個東西文化。我們原來也可能在他十八歲那年，就像水上浮萍一樣各自盪開，從此天涯淡泊，但是我們做了不同的嘗試——我努力了，他也回報以同等的努力。我認識了人生裡第一個十八歲的人，他也第一次認識了自己的母親。

日後的人生旅程，當然還是要漂萍離散——人生哪有恆長的廝守？但是三年的海上旗語，如星辰凝望，如月色滿懷，我還奢求什麼呢。

安德烈：連結的“份”

親愛的　MM：

我們的書要出版了——不可思議吧？那個老是往你床上爬的小孩，愛聽鬼故事又怕鬼、怕閃電又不肯睡覺的小孩，一轉眼變成一個可以理性思考、可以和你溝通對話的成人，儘管我們寫的東西也許有意思，也許沒有意思。

你記得是怎麼開始的嗎？

三年前，我是那個自我感覺特別好的十八歲青年，自以為很有見解，自以為這個世界可以被我的見解改變。三年前，你是那個跟孩子分開了幾年而愈來愈焦慮的母親。孩子一直長大，年齡、文化和兩地分隔的距離，使你強烈地感覺到“不認識”自己進入成年的兒子。我們共同找出來的解決問題方法，就是透過寫信，而這些信，雖說是為了要處理你的焦慮的，一旦開始，也就好像“猛獸出閘”，

我們之間的異議和情緒，也都被釋放出來，浮上了表面。

這三年對話，過程真的好辛苦：一次又一次的越洋電話、一封又一封的電子郵件、很多個深夜凌晨的線上對談、無數次的討論和爭辯——整個結果，現在呈現在讀者眼前。你老是囉唆我的文字風格不夠講究，老是念念念“截稿期到了”，老是要求我一次又一次地“能不能再補充一點細節”。其實，有時候我覺得我寫得比你好！

現在三年回頭，我有一個發現。

寫了三年以後，你的目的還是和開始時完全一樣——為了瞭解你的成人兒子，但是我，隨著時間，卻變了。我是逐漸、逐漸才明白你為什麼要和我寫這些信的，而且，寫了一段時間以後，我發現自己其實還蠻樂在其中的，雖然我絕對不動聲色。

開始的時候，只是覺得自己有很多想法，既然你給我一個“麥克風”，我就把想法大聲說出來罷了。到後期，我才忽然察覺到，這件事有一個更重大的意義：我跟我的母親，有了連結，而我同時意識到，這是大部分的人一生都不會得到的“份”，我卻有了。我在想：假使我們三年前沒開始做這件事，我們大概就會和絕大多數的人一樣只是繼續過日子，繼續重複那每天不痛不癢的問候：吃了嗎——嗯，功課做了嗎——嗯，沒和弟弟吵架吧——沒，不缺錢用吧——嗯……

三年，真的不短。回頭看，我還真的同意你說的，這些通訊，雖然是給讀者的，但是它其實是我們最私己、最親密、最真實的手印，記下了刻下了我們的三年生活歲月——我們此生永遠不會忘記的生活歲月。

在這裡，因此我最想說的是，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