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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司令”與“耿司令”之間，原本就有過一些磨擦。這時，裂縫明顯地在擴大。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下午，上海各造反派組織代表雲集錦江飯店九樓。雖說已經宣稱上海市委被“打倒”了，陳丕顯還是作為上海市委的代表出席會議。會議的主持者是耿金章。

“老耿去了，我就不用去了吧！”王洪文一句話回絕了。

“經濟風是市委刮起來的，我們不管。”張春橋、姚文元也用一句話推辭了。

會議的中心議題是：緊急剎裝經濟主義“風；這”經濟主義“風，最初始於”簽字風“。張春橋在”工總司“的”五項要求“上簽字之後，”簽字風“漸漸在上海蔓延。

在檔案中，可以查到這樣的條子：

刻一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圖章，並且供應紅布，做紅袖章，上面印上黃字。紅布共十匹，立即供應。

此致

上海市委

要求者代表

蔣XX

請上海市委照發。張春橋

得寸進尺。各種各樣的條子，向上海市委飛來，要汽車的，要軍大衣的，要紙張的，要活動經費的。找誰籤？找曹老頭兒籤，找陳丕顯籤，找“走資派”籤。不籤，就鬥，就批。

最起勁的，莫過於戴立清的那個“紅色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他帶領著“紅色工人”——臨時工、合同工們，為著“工人階級利益”而“造反”。

“戴司令”原本是從蘭州倒流回到上海的，擺過攤頭，跑過單幫，做過投機倒把生意。後來，到上海標準件材料一廠當臨時工。

當“革命樣板戲”《智取威虎山》上演後，第六扯打進匪窟》開頭有這麼兩句臺詞——匪參謀長：“三爺有令，帶‘溜子’！”

眾小匪：“帶‘溜子’！”

戴立清平時流裡流氣，大有“溜子”的味道。偏巧，“帶”與“戴”同音，於是，他便博得了“戴溜子”的雅號。

自從扯起“造反”的旗號，“戴溜子”一抹臉，變成了“戴司令”。

這麼個“戴司令”，帶著一班“紅色工人”代表前往北京，居然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受到陳伯達、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戚本禹等的“接見”。

聽罷“紅色工人”的“控訴”，江青流下了“同情”的眼淚。

江青馬上把勞動部和全國總工會的負責人叫來，當面斥問道：“我們聽到同志們反映合同工制度，是你們發明的？還是你們劉主席（指劉少奇——引者注）發明的？這是反動的資產階級舊制度！你們不為工人階級眼務，還是回家好！你們這些大部長是怎樣對待工人的？照這樣下去，工人得到什麼前途？什麼合同工，簡直象包身工！”

這時，康生幫腔道：“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魯曉夫，哪裡是什麼共產黨員？你們想把中國變成資本主義。這是奪權的大問題。那些不給工人辦事的，全部解散！”

江青接著說：“我建議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義發個通知。一，必須允許合同工、臨時工等等參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視；二，不得解僱，必須照發工資。從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後所解僱的工人，必須允許馬上返回單位參加生產，工資補發。”

“戴溜子”有了江青的支援，無所顧忌了。回到上海以後，帶著“紅色工人”去“造反”，要求轉正，要求補發工資，要求增加工資。

“簽字風”日盛。特別是在康平路事件之後，上海市委大勢已去，造反派們可以隨意把“走資派”們揪來揪去，逼著他們簽字畫押。每籤一張條子，就在經濟上開啟一個缺口。

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告急：從一九六七年元旦到一月四日，短短四天裡，貨幣流失量達幾千萬元！這些錢化為各種名目的“補助”，分發到造反隊員手中。

上海冒出了七、八十個“司令部”。一個名叫“上海人力運輸裝卸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忽然把陳丕顯揪去，逼著他在“八項要求”上簽字。不籤的話，那就採取“革命行動”……“簽字風”、“經濟風”越刮越厲害，給已經瀕於生產癱瘓、交通阻斷的上海，雪上加霜。就連造反派領導層中一些稍有頭腦的人，也意識到這麼下去會把上海同他們自己一起毀滅。自然，譴責“簽字風”、“經濟風”，又是“走資派”們倒楣——被說成是用經濟利益“腐蝕”造反派，儘管事實上是那些造反派逼著“走資派”簽字。也正因為這樣，雖然事先料到會受到種種“批判”，陳丕顯還是去錦江飯店九樓開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