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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發表意見，可是，除了與他單線聯絡的”支聯站“頭目之外，誰也不知道他在哪裡。

儘管“全向東”成為漏網之魚，正在興國路招待所五號樓的張春橋得悉一舉捕獲“支聯站”核心人物三十多人，還是嘉許了王洪文。

意氣正盛，王洪文要來上海柴油機廠詳圖，鋪在“888”那寬大的桌面上。四周，一夥“小兄弟”圍著，計議著。直到這時，他的“司令部”才有了點“司令部”的味道，他這“司令”才有點象“司令”的樣子了。

王洪文用手指在上柴廠四月畫了一個圈，說道：“對於‘聯司’，要先圍後殲。第一步是包圍，第二步是攻堅。這是一場硬仗。除了‘上體司’仍然要作為先鋒之外，‘公革會’、‘消革會’也要起骨幹作用。”

“公革會”、“消革會”的頭頭，當即表示聽從“司令”調遣。“公革會”是公安局的造反派，頗有戰鬥力。那“消革會”乃“消防革命造反委員會”，已經“改行”，並非致力於救火，卻是武鬥的一支特殊勁旅。消防車的雲梯，成為攻佔高樓的重要武器。

“消革會”的造反隊員善於飛簷走壁，擅長攻堅。至於那高壓水龍，早在“五四”運動的時候，北洋軍間就已經用來對付學生遊行隊伍了。自然，五十年之後，這一“經驗”被王洪文沿用來對付“聯司”。

那個“二兵團”的頭頭耿金章自從關押了兩個月之後，似乎接受了“教訓”，沒有參與“支聯”活動。他也被王洪文請來，參與“軍機”，因為老耿在指揮方面還是有兩手的。

潘國平也來了。他的手下有一支人馬，雖然他與“王司令”有矛盾，而在對付“聯司”這一“大敵”面前結成了“統一戰線”。

“我們要‘先禮後兵’，要逼得‘聯司’開第一槍！”徐景賢在這節骨眼上，提出了重要的策略。

“對，太對了！”王洪文拍案叫好。

於是，八月三日下午，三輛掛著高音喇叭的宣傳車，駛進上海柴油機廠。車裡坐著“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代表、駐滬三軍代表和新聞記者、攝影記者。

高音喇叭反覆播送著《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給上海柴油機廠‘聯司’革命群眾的一封公開信》。

“聯司”當然進行了反擊，團團圍住了那三輛宣傳車，砸掉了車上的高音喇叭，奪走了記者們手中的電影攝影機，扣壓了其中的一些代表。

這，正是王洪文求之不得的！

於是，“聯司”之前，加了個“臭”字。上海全市刷滿新標語：“臭‘聯司’毆打市革會和解放軍代表，罪該萬死！”

“臭‘聯司’必須立即釋放市革會和解放軍代表！”

“打倒臭‘聯司’！活捉楊仲池！”

“工總司”總動員，各工廠出動上千輛卡車，滿載著造反隊員們，向上海柴油機廠進發……血淚橫飛的八月四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是日本的“經濟起飛”時期，是美國、蘇聯經濟大發展的時候。

中國，中國，本來已是經濟落伍的中國，經過了“大躍進”的折騰和“三年困難”的挫折，東方巨龍已經遠遠地被拋到後邊。然而，一場既不是“無產階級”的、又不是“文化”的、更不是“革命”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經濟瀕臨崩潰。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在“總指揮”王洪文指揮下，在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所發生的一場血戰，是“文革”災難的一場縮影。

在“工總司”大旗指引下，上海二十四萬產業工人離開生產崗位，用最原始的彈弓、磚頭、鐵矛，衝進上海柴油機廠，“踏平”“聯司”！

兩架直升飛機在上海柴油機廠上空盤旋。攝影師們用電影膠片紀錄著王洪文的“豐功”。

這天的氣溫，高達攝氏三十九度。一顆顆發燙發昏的頭腦，投入了一場瘋狂的肉搏。

當年“工總司”的喉舌——《工人造反報》，所載《八月四日上柴戰地目擊記》，雖然處處為王洪文的“偉績”大唱讚歌，但是字裡行間，畢竟還是記下了當年的瘋狂和殘忍。

茲摘錄若干原文於下：

冶金系統的先頭部隊首先進攻上門，“聯司”在這座鋼鐵大門後堆放無數亂石、鐵板等障礙物。鋼鐵戰士們智勇雙全，靈機一動，將吊車撞開大門，頓時冶金、電業、華東電力建設局、港務局、紡織、化工、交通運輸等系統和紅衛兵小將的各路大軍衝入中央大道，革命醫務工作者也深入“火線”及時搶救傷員，但死心塌地為“聯司”效勞的一小撮壞蛋，在鑄工車間屋頂上，把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