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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橋從天而降

彤雲密佈的夜空，沒有一絲星光。

一架專機，在穿雲南來。專機上坐著一個瘦削、眨著三角眼、戴著一副近視眼鏡的“大員”。雖然穿著一身軍裝，仍掩不住秀才本色，他怎麼看都不象一個軍人。不過，在那樣非常“革命”的年月，在“全國學習解放軍”的時代，軍裝不僅“時髦”，而且是一種“保護衣”。正因為這樣，在“文革”初期，他的穿慣了的中山裝壓在箱底，卻天天穿著綠軍裝。

他，張春橋，城府甚深的人物，眼珠一轉便計上心來，人稱“狗頭軍師”。此人本是山東鉅野人氏，生於一九一七年。早在十六歲的時候，他還只是山東濟南正誼中學的學生，便已揮舞著禿筆，“批判”老舍、臧克家，成為文壇上的一隻小刺蝟。不久，他來到上海灘，在上海雜誌公司當一名校對。十八歲時，他為了多弄一點“大洋錢”，不懂裝懂，亂標古書，上海《小晨報》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發表署名“豈以”的文章《張春橋標點珍本記》，揭發了此人的醜行。十九歲時，此人竟化名“狄克”，寫文章攻擊左翼文化主帥魯迅，遭到魯迅痛斥。善於鑽營的他，此後離開上海，投奔延安，成為《晉察冀日報》副總編，處處與總編鄧拓作對。解放後，張春橋進入上海，成為《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當柯慶施調來上海，擔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他成了柯慶施的政治秘書。此後，這個連一句京戲也不會哼的他，“鑽研”起“樣板戲”來，以此為橋樑，接近了“第一夫人”江青。他又一手扶植了上海文壇惡棍姚文元。終於在批《海瑞罷官》的“戰鬥歷程”中，江青指方向，張春橋出點子，姚文元執禿筆，江、張、姚結盟——這時候，王洪文還坐在上海國棉十七廠的保衛科辦公室裡默默無聞。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炮打響之後，“文革”大旗在中國漫卷。“中央文革小組”在中國崛起，日益顯示出不可一世的權力的光環。江青成為“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張春橋成為“中央文革”副組長，姚文元成為“中央文革”組員。……舷窗外烏雲如墨，張春橋雙眉緊蹙，狠狠地吸了幾口煙。對於他來說，此行非同小可。誠如他後來所說：“處理安亭事件，要麼立一大功，要麼犯一大罪。”此刻，這位“狗頭軍師”正憂心忡忡，因為擺在他面前的，是一盤錯綜複雜的棋：“工總司”必須從安亭撤回上海，這是中央的意見，陳伯達的電報也是遵照這一意見發去的，他急急趕往上海，也是為了執行這一意見；可是，這麼一來，等於證明上海市委是正確的，曹荻秋是正確的，而且很容易會使他處於“工總司”的對立面……張春橋處心積慮的，便是如何打倒上海市委，幹掉陳丕顯、曹荻秋。不把他們幹掉，他無法取而代之，無法成為上海的一代新主。“工總司”是反陳、曹的一支勁旅，顯然，利用這支力量是至關重要的。

張春橋處於“三夾板”之中：中央、上海市委和“工總司”。

所幸，他是一個比別人多一個心眼的人。他早已與“首都紅三司”的那位蒯司令有了聯絡。透過“首部紅三司”駐滬聯絡站，他不斷獲知關於“工總司”的種種內情……十一日夜十時，在冷雨飄搖之中，張春橋的專機降落在上海機常張春橋披著咖啡色海虎絨領的軍大衣，剛剛走下專機，兩路人馬已在停機坪前等候。

上海市委的代表搶先一步：“春橋同志，什麼風把你吹來？”

張春橋淡然一笑：“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東風！”

上海市委的代表緊接著說：“請上車，先到衡山賓館，上海市委的領導同志向你彙報……”這時，張春橋已在與另一路人馬的代表——包炮緊緊握手。

“不，我不去衡山賓館！”張春橋甩開了上海市委的代表。

張春橋鑽進了“首都紅三司”為他準備的吉普車，把包炮拉進車裡，關緊車門。然後，張春橋對司機用命令式的口吻說道：“去安亭！”

夜雨敲打著車窗玻璃，雨刷來回擺動著。司機擰亮大燈，吉普車在雨簾中飛奔。

後座，張春橋不住地“嗯”著。包炮在他的耳際低語。間或他問了幾聲，然後，又是細細傾聽著。

吉普車駛過真如、南翔、黃渡，直入安事。

“不要去車站。到上海無線電專用機械廠！”包炮提醒司機道。

當吉普車駛入安亭附近的上海無線電專用機械廠，已是凌晨了。

張春橋在細雨中剛剛下車，一頂雨傘馬上遮住了飄落在張春橋臉上的冷雨。張春橋一看，撐傘者自己卻在雨中淋著。他是一個穿了一身褪色的沒有領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