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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上海中華造船廠當搬運工，於是，在一九五八年，便把兩個兒子——陳阿大和陳阿二，都介紹到該廠工作。

陳阿大是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進中華造船廠的，起初做搬運工，後來做鉗工。

阿大當時的表現，還是可以的。中華造船廠當年曾為陳阿大兄弟寫下這樣的鑑定：“兄弟倆於一九五八年一起入我廠。阿弟不聽組織的話，脫離我廠。阿大作風正派，生活樸素，吃穿節約，出身較苦。”

在中華造船廠度過三個春秋。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九歲的陳阿大應徵入伍。

入伍後，陳阿大是列兵，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六四一四部隊教導營當飼養員，後來當炊事員。

一年以後，陳阿大升為上等兵，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六七一○部隊當高炮指揮儀測手。

陳阿大在部隊裡的表現，也還是不錯的。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一日——陳阿大入伍一週年，部隊對陳阿大所作的鑑定如下（原文照錄）：“在工作中自幹飼養員以來，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髒，積極想辦法完成任務。豬食沒有，親自去找。

“組織紀律性強。一年來從未犯過無組織無紀律現象，三八‘作風紮實，尊重領導，服從命令聽指揮，叫幹啥就幹啥。”

在部隊中度過兩年半。一九六五年三月，上等兵陳阿大（退役軍銜為下士）復員了，分配到上海良工閥門廠當工人。因為他當過兵，廠裡也就讓他兼任車間保衛幹事，基幹民兵排長。

進入良工閥門廠之後，正遇上該廠開展“四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每一個職工，都要填寫履歷表，亦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職工登記表”。陳阿大進廠才兩個多月，便因馬虎而寫過一次檢討書——他把廠裡發的履歷表弄丟了。他不得不向該廠“四清”工作隊寫檢討，這份檢討現仍可從檔案內查到。他把檢討書寫成了“申請書”。茲照錄原文於下，錯別字處在括號內註明。雖然丟失表格不過小事一樁，但從這份“申請書”中倒可覷見陳阿大的“風格”：申請書茲有昨天工作部（應為工作隊——引者注）發給我兩份歷史表格（應為履歷表——引者注），在回家（時）掉了。因本人思想麻痺，警惕性不高，對這項工作認認（識）不足，造成了極不好的因（影）響，對組織工（作）帶來很大困難。

透過這次教訓使我認認（識）了錯誤，以後加強思想學習，充分提高警惕。以後最（再）不重犯，請組織和領導上給我嚴肅處理。

陳阿大

一九六五。6。29

一九六六年一月，陳阿大加入共青團。

就陳阿大在“文革”前所走過的人生道路來看，還是過得去的。張春橋要把陳阿大樹為上海首批發展的新黨員的“典型”，其中的原因之一，也是由於王洪文那班“小兄弟”中，大都有各種各樣的“辮子”，唯陳阿大算是乾淨些。張春橋說陳阿大“出身苦、表現好、當過兵、入過團”，為的是替陳阿大樹為“納新典型”製造輿論。

不過，陳阿大從鄉下來滬之後，曾與上海的小流氓鬼混，養成一股流氓習氣。進入部隊之後，他受到嚴格的軍人紀律的約束。復員以後，他變得大大咧咧、無拘無束，他的上班“六件事”是：下軍棋，打乒乓，打羽毛球，踢足球，舉槓鈴，拉“拉簧”（鍛練胸肌的體育運動器械）。

陳阿大是一個富有“喜劇”色彩的人物：在廠裡，他從來不用手推門而人，總是用腳把門踢開；他很少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要麼把腳擱在桌子上，要麼反過來，騎在椅子上；工人們怕與他下棋。如果他拉著你一定要下一盤，你得讓著點，輸給他。要不，你別想回家——他非要贏不可；倘若跟他打乒乓，也是一個樣。他總要贏了球，才會高高興興回家……“文革”一開始，陳阿大就成了廠裡活躍的人物，成了一車間的造反派的頭兒。他手下的“造反兵”，最初才幾個，後來十幾個、幾十個，以至發展到一百多個。

阿大扯起“造反”的旗號，用他的“名言”來說，那就是：“膽大好做官”，“這一回，造反有竄頭。”

“竄頭”，上海的土話，也就是“奔頭”。

陳阿大成了上海灘的“老造反”之一；

“工總司”開籌備會時，他就是七個籌委之一；安亭事件中，他和潘國平、戴祖祥一起，跳上了第一趟列車，奔到南京才被截住；他成了“良工革命造反兵團”的頭頭，……陳阿大成了王洪文的“親密戰友”。他的“名言”是：“王洪文跟牢張春橋，我們跟牢王洪文！”“啥人反對王洪文，我伲就叫伊嚐嚐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