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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門不開，顯然不正常。張鶴鳴隨即喊來了一些人，乒乒乓乓地敲門，依然無人答應。

九時四十五分，終於把保衛科的一個工作人員找來。那門，便是他反鎖的——原以為門外也用鎖鎖上，不會有人知道屋裡有人。可是，從視窗射出的燈光，卻“洩漏”了秘密。

保衛科的門開啟了。

人們一擁而入，真相大白：王洪文和另兩個人正在裡面寫大字報！

雙方緊張地對峙著。

張鶴鳴發話了，批評王洪文：“保衛科是廠裡的重要部門。你把門反鎖，萬一有事，裡面的人出不來，外邊的人進不去，誰負責？”

王洪文雙眼噴出憤怒的火焰，他不正面答覆張鶴鳴的質問，轉移了話題：“我們要寫廠黨委的大字報，你身為黨委副書記，帶人闖進來，分明壓制民主，壓制群眾，壓制革命行動！”

唇槍舌劍，雙方爭吵起來。

工人們見王洪文蠻不講理，把他團團圍祝激烈的爭論聲，驚動了厂部辦公大樓……第二天，“保衛科事件”見諸大字報。批判王洪文的大字報，驟然增多了。

王洪文呢，也用筆反擊，貼出一張又一張大字報，指名道姓斥罵張鶴鳴，口口聲聲稱他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那時的上海國棉十七廠黨委沒有正書記，因此副書記張鶴鳴便是廠裡的第一把手。

在王洪文看來，要想奪取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大權，張鶴鳴非打倒不可。不過，要打倒張鶴鳴亦非易事：一是張鶴鳴不過四十來歲，沒有什麼政治歷史問題之類辮子可抓；二是張鶴鳴在工人中享有頗高的威信，一大批工人死保張鶴鳴……王洪文攪得上海國棉十七廠一片混亂，使這家九千人的大廠，成為上海紡織系統最亂的一家工廠。

為了使上海國棉十七廠能夠維持正常的生產，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上海紡織工業局黨委決定，派出工作隊進駐上海國棉十七廠。

就在局工作隊到達的翌日，王洪文以大字報表示“迎接”。那大字報的標題便是：《再揭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張鶴鳴》。

六月三十日，王洪文又在廠黨委擴大會議上作長篇發言，“揭發”、“批判”張鶴鳴。

在這最初的“造反”歲月裡，王洪文顯示了他的蠱惑力、煽動力和組織能力。他的定海路小屋，人來人往，象個茶館一樣熱鬧非凡。

他從孤立之中掙脫出來。他的周圍，有了一批支持者。他成了這群支持者的核心。

“我們的目標，是打倒修正主義的廠黨委！”王洪文一再向他的夥伴們強調這一點。

從七月七日起，上海國棉十七廠的“造反”大字報迅速增加。

據當年的該廠“大字報組”的統計：從七月七日至七月十九日，全廠貼出批判廠黨委的大字報達七千五百二十五張！

上海國棉十七廠是上海紡織系統第一個亮出造反旗號的工廠。眼下，廠裡造反聲勢如此浩大，在上海數千家工廠之中，也“名列前茅”了。

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動向，引起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注意……炮轟工作隊上海國棉十七廠“騎”在楊樹浦路上。路南、路北，都聳立著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廠房。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路南、路北兩扇大門旁邊，都貼出了巨幅紅色標語。這清楚地表明，一定有“紅色喜訊”降臨這家工廠。

果真，那紅紙上寫著斗大的黑字：“熱烈歡迎市委工作隊來我廠領導文化大革命！”

“熱烈歡迎以施惠珍同志為首的市委工作隊進駐我廠！”

一彪人馬，在一個留著短髮的四十多歲的女隊長的帶領下，開進了上海國棉十七廠。

數千工人聚集在廠裡的禮堂。

女隊長登上主席臺。她發表長長的關於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講話，一次又一次引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

透過廣播，全廠各個角落，都響著她的聲音。

“同志們，我們受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派，前來上海國棉十七廠領導文化大革命……”她一說出這句話，臺下便響起一片熱烈的掌聲。

她，施惠珍，當時的上海市總工會副主席。她帶領著副隊長張六吉、趙戈、焦鳳麟，帶領著從上海市紡織、公安、工會等各機關抽調的一百多名幹部，組成了上海國棉十七廠新的領導核心。

施惠珍是一個早在一九三八年入黨的老黨員。解放前，先是在上海從事學生運動工作，後來到滬西區私營棉紡廠從事工人運動工作。解放初，她是上海國棉五廠的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