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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參加打掃，後來看到大家清洗乾淨了，才裝模作樣趕到現抄…“面對著震耳的炮火和瀰漫的硝煙，王洪文不願當通訊員，卻向領導提出要到樂隊去吹喇叭……總算離開了朝鮮戰場，回國當個”和平兵“。沒有生與死的考驗，沒有爬冰臥雪的艱難，在和平的日子裡，憑著能說會道，王洪文顯得十分”進步“。他，居然成了中國共產黨黨員，這是他當兵五年半中最大的”收穫“，成為他日後政治生涯中的重要”資本“。

雖說復員之後沒有當上“官”，但畢竟分配在人人羨慕的上海灘；雖說小屋那麼簡陋，但畢竟有了自己的家。

母親風塵僕僕，千里而來，本想享享兒子的福。可是，小小的十平方米，怎能容三人同屋長住？

她離去了，還是回長春老家。

“娘，等以後我出了頭，一定接你來享清福！”在上海北站的月臺上，王洪安對即將離別的母親，說出了這句話。

遺憾的是，他在車間裡還是“工”字不出頭。他不願吃“技術飯”，依然胡混著。

幹了幾年保全工，論技術，他還是原地踏步在學徒水平。

在崇明打鳥、釣魚、捉蟹

混著，混著。一次意想不到的工作調動，使王洪文差一點氣炸了肺：那是在一九六○年，我們年輕的共和國從“大躍進”的狂熱中，跌入了以後三年困難時期。棉花減產，原棉供應不足，上海國棉十七廠的生產萎縮了，人浮於事。

也就在這個時候，為了擴大農業生產，上海組織了十萬圍墾大軍，奔赴崇明島。

崇明島是上海所轄的十個郊縣之一，稱崇明縣。對於上海來說，那是一個最遠僻的郊縣，上海的“西伯利亞”。

崇明島位於長江出口處，號稱中國第三大島、第一沙島。黃濁的長江挾帶著大量泥沙，不斷沉積在崇明島的東西兩端和北岸。寬闊的灘塗，舒平而肥沃，成了一大片待開墾的處女地。

上海市政府決定在崇明島攔洪築壩，圍堤造田，從各單位抽調了十萬人前往。上海國棉十七廠正面臨著生產淡季，開工不足，於是抽調一批幹部、工人，參加圍墾大軍。

在圍墾人員名單之中，有王洪文。

王洪文聞訊，火冒三丈。在他看來，那是廠黨委存心跟他過不去：如今，他連保全工都當不成，要到崇明去種田！

那個恨，那個氣，王洪文連眼睛都迸射出火星。他想，他是個黨員，是個復員軍人，怎麼會落到這種地步？

吵呀，鬧呀，無濟於事。一九六○年十月五日，王洪文只得踏上駛在崇明島的輪船，離開了他的定海路小屋。

雖說剛到崇明的時候，他常常矇頭睡悶覺，終日臉上無笑，扳著手指數著離回滬休假還有幾天，可是日子一久，他倒隨遇而安，在鬱鬱寡歡中找到了歡樂：那裡的河，有的是魚，是釣魚的好地方；那裡的海灘，有的是螃蟹，一趟抓個半鉛桶，用蟹下酒，美不勝收！

崇明蟹，又肥又大，向來是上海市場上的搶手貨。眼下，蘆葦叢裡，河邊泥塗，到處是這“橫行”的傢伙！

崇明的鳥叫聲，也喚起王洪文的喜悅。他從上海帶去了小口徑步槍，擺下了與鳥兒“宣戰”的架勢。

“幹活磨洋工，打鳥、釣魚、抓蟹是英雄。”人們用這樣的順口溜，勾畫當年王洪文的形象。

有一回，王洪文扛著鍬，跟大家一起去挖河泥。夕陽西下，收工的哨聲響了，卻不見王洪文的影子。

王洪文哪裡去了呢？帶隊的同志在蘆葦叢中找到了他。他彎著腰，低著頭，正在那裡跟螃蟹展開“運動戰”呢！

打牌、下棋、喝酒。一回上海就生“脖，”脖了好久才回崇明。他打發著時光，兩年多的時間就這麼個混了過去。

既然王洪文無意於“技術飯”，想吃“政治飯”，領導便找他談話，要他在崇明留下來，當個農場幹部。

王洪文的臉頓時煞白，連聲說：“要我留下，我不幹，我逃也要逃回上海去！”

他終於“逃”回了上海。

科長夢的破滅

這一回，他總算不再當保全工了，當上了上海國棉十七廠第二紡織工廠的治保委員。

一九六四年，他調到國棉十七廠的保衛科，當上保衛員。這下子，他在進廠八年之後，終於在那幢厂部辦公樓裡，佔有一張辦公桌。雖說保衛員只是個科員，畢竟意味著他從工人轉為幹部。考慮到他是復員軍人，廠裡還讓他擔任了基幹民兵連連長。他負責訓練廠技校的學生。就在這時，技校學生廖祖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