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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還以為，到了上海國棉三十廠，起碼會當個車間主任。誰知在管了一陣子技術檔案之後，只是任命她為織布車間的工長！

她想不通；唸了四年書，工資反而少了，職務不過是從副工長調為工長，如此而已。

她又接連生了兩個孩子，如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她要照料吃奶的孩子，哪有那麼多的精力搞生產？

不用說，勞動模範是當不上了。人地生疏，也沒人選她當人民代表。

廠長甚至在大會上，批評王秀珍工作不負責任……王秀珍氣了，急了，火了！她離開了工廠，借調到局裡管資料，想借此脫離工廠，在局機關弄個一官半職。不料，半年之後，廠裡仍堅持要她回廠工作。萬不得已，她懷著一肚子的怨氣，回到了上海國棉三十廠……在一九六四年開展“四清”運動時，王秀珍“積極”過一陣子。不過，她白費氣力，就連原以為可以到手的車間副主任之職，也被別人當了。

一九六六年，她依然是工長。就在這個時候，“文革”爆發了。

一張，兩張，一百張，一千張……“文革”之火在上海燃燒。上海國棉三十廠裡貼出了上千張大字報。

廠黨委成立了大字報組，忙著給大字報編號，逐張抄錄、分類、整理。

最初的這些大字報，除了空洞的表態擁護“文革”之外，差不多都是對準原“仁德紗廠”的私方人員開火，把他們當作“牛鬼蛇神”加以“橫掃”。廠裡的一位廠醫，向來喜歡投稿，給上海的《新民晚報》的“科學與衛生”副刊寫點“豆腐乾”文章，一時成為全廠大字報圍剿的重點人物，甚至把他的文章與鄧拓的《燕山夜話》掛起鉤來“批判”。

廠黨委的委員們抽著煙，悠然自得地在大字報前踱來蕩去。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編號為“1051”的大字報，在上海國棉三十廠捲起一陣狂飄。那標題鋒芒畢露，寒光逼人：《廠黨委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冷冷清清！貳？

這是上海國棉三十廠第一張造反大字報。作者質問廠黨委：為什麼捂階級鬥爭的蓋子？為什麼把廠裡的“文革”運動搞得冷冷清清？

“1051”號大字報，還分三個專題，批判廠黨委：一、修正主義建黨路線；二、修正主義幹部路線；三、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態度。

“1051”號大字報末，簽著十一個人的名字。列在首位的，便是“王秀珍”三個字。

比起王洪文來，王秀珍的造反大字報還早一天。只因為上海國棉三十廠不是象上海國棉十七廠那樣的大廠，在上海紡織系統的影響不大，所以王秀珍的大字報並未立即引起局黨委的注意。但是，過了些日子，王秀珍的大字報被抄報局黨委，上海國棉三十廠的動向驚動了局黨委。

與上海國棉十七廠“同步”，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中共上海市委也向上海國棉三十廠派駐了工作隊。

工作隊決定在該廠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與王洪文一樣，王秀珍也投入了競選“文革”主任的角逐。她沒有王洪文那樣的“十大罪狀”。憑著她的苦出身、老勞模，省人民代表、中共黨員，憑著她的口才和中專文化水平，她當上了上海國棉三十廠的“文革”主任。象她這樣的造反派當上“文革”主任，在當時的上海是十分罕見的——那時候的“文革”主任，幾乎清一色的“保”字號人物。

王秀珍揚眉吐氣了——她成了一廠之“主”！

不過，“文革”主任是在工作隊的領導下工作的。王秀珍是桀騖不馴的造反派。她與工作隊之間，不時發生尖銳的矛盾。

王秀珍趁著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際，舉起了反工作隊之旗。

她從楊樹浦趕往延安西路二○○號，為的是向上海市委接待站控告本廠工作隊的種種“罪狀”。不料，她遇上了當年上海紡織工業學校的老同學——也就是王洪文手下的那個姓王的隊員，從而結識了王洪文。

都是“老造反”，都是中共黨員，都是紡織廠幹部，都是東北人，這一連串的共同點，使王洪文和王秀珍一見如故。

果真，十月二十九日下午，王洪文來到了上海國棉三十廠。王秀珍把他迎入廠工會辦公室。在那裡，已有十六、七個“造反派戰士”聚集恭候了。

這是王洪文平生頭一回到外廠“作報告”。他眉飛色舞，滔滔不絕地講述著北京最新訊息：派工作組是劉少奇決定的，是錯誤的，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王洪文也介紹了上海國棉十七廠的“造反經驗”；建立造反派組織，與工作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