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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條大字標語末尾，都寫著：“上海國棉十七廠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戰鬥隊”。

上午八時，當施惠珍剛剛來到工作隊辦公室，馬上被一群“永忠隊”隊員包圍。他們手中拿著《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戰鬥隊宣言》，要求施惠珍簽字，然後由廠廣播臺廣播。

施惠珍拒絕了。“永忠隊”的隊員們呼喊著口號：“打倒工作隊！”“打倒施惠珍！”。頓時，施惠珍成了批鬥物件。“永忠隊”隊員們你一言、我一語，斥罵著施惠珍。直到“捍衛毛澤東思想委員會”的工人們聞聲趕來，這才使施惠珍解圍。

這時，王洪文進廠了。他一出現在廠門口，又陷入了“捍衛會”的包圍之中。“捍衛會”的工人們質問王洪文：這些人為什麼不上班？溜到哪裡去了？廖祖康聞訊，帶著技校的“革到底”戰鬥隊殺入重圍，救出王洪文……上海國棉十七廠陷入一片混亂之中。

當天夜裡，乘著“捍衛會”工人下班回家，“永忠隊”在王洪文指揮下，發動了突然襲擊：闖進工作隊辦公室，搶走材料，查封工作隊的抽斗……鬥爭，日緊一日：十月二十九日，“永忠隊”在廠最高處刷出大幅對聯——“大炮轟走施惠珍其人，材料燒盡工作隊威信”，橫批是“SOS”。

“捍衛會”奮起反擊，也來個“上綱上線”，指著“永忠隊”說：“‘SOS’，是向外國人求援的訊號。你們寫上‘SOS’，是叛國行為！”

於是，五、六百人簇擁在上海國棉十七廠大門口，就“SOS”展開大辯論。

行人們駐足圍觀，上千人擠在那裡，使楊樹浦路交通阻斷，震動了楊樹浦工廠區。

十一月一日，“永忠隊”貼出了《工作隊十大罪狀》大字報，刷出“工作隊靠邊站”大字標語。

十一月四日，“永忠隊”強佔廠裡“大字報管委會”辦公室，奪走所有大字報底稿。

緊接著，又強佔廠廣播臺。施惠珍趕往廣播臺，受到“永忠隊”的圍攻，被“捍衛會”越窗救出。施惠珍剛剛離開那裡，全廠的廣播喇叭裡，響起了《“永忠隊”通令》：“從今天起，工作隊靠邊……”從北京回來一個多星期，王洪文領導著“永忠隊”大鬧上海國棉十七廠。他說：“我到北京見了世面，再也沒有什麼可怕的了！”

他，不光把上海國棉十七廠攪得天翻地覆，而且開始衝出廠門，殺向社會了……

第四章　當上“造反司令”結識王秀珍

上海延安西路二○○號，幽雅的會場，西式的小樓。在那裡高懸多年的“文藝會堂”四個大字，已被紅衛兵用鐵錘敲得粉碎，罪名是“文藝會堂”即“裴多菲俱樂部”。雖說裴多菲是匈牙利著名詩人，而“裴多菲俱樂部”的名聲卻不妙，幾乎成了“反革命”的同義語，誠如毛澤東在那關於文藝界的著名批示中所說：中國文藝界的協會差不多“要變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由於那裡地處市中心，在“文革”初期，成了中共上海市委接待站的所在地。那裡的牆壁，幾乎沒有一塊是空著的，貼滿了各種各樣的“北京訊息”、“最新動態”之類大字報和傳單。當然，也貼著北京紅衛兵對這裡的憤怒的斥責：“磨牙站”、“騙子站”、“長舌洞”……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王洪文和一位姓王的“永忠隊”隊員來到那裡，為的是向市委接待站告施惠珍的狀，告工作隊的狀。

“王秀珍！”與王洪文同去的姓王的隊員，大聲地朝一位三十出頭的女同志喊了一聲。

“老王！”那粗眉大眼的女同志一回頭，答應了一聲，王洪文以為是喊他。

真巧，三“王”在那裡碰面。

“我來介紹一下，她是我的老同學，叫王秀珍，國棉三十廠的老造反；他是我們廠造反派頭頭，王洪文！”經姓王的隊員這麼一介紹，王洪文第一次與王秀珍握手，認識了。

“認識你很高興。你是我們的‘鄰居’呀——從國棉十七廠騎腳踏車，十來分鐘就到你們廠了。”王洪文一聽對方是老造反，又是東北口音，顯得頗為親切。

“老王剛從北京串連回來。”姓王的隊員說道。

“太好了，太好了。王洪文同志，請你到我們廠談一談北京的情況，給我們廠的造反派鼓鼓勁，好不好？”王秀珍一聽，馬上向王洪文發出了邀請。

“行，隨便談談吧，也算是串連！”王洪文一口答應下來。

“時間定在明天下午行不行？”王秀珍問道。

“行！”王洪文爽快地點了頭。

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