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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張春橋閱定的出席中共九大的上海代表名單上，卻赫然列著“陳毅”兩字！

為此，陳毅曾收到“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一封公函。陳毅好生奇怪，“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自從出世之日起，與他素無來往，為什麼突然發來公函？

拆開一看，函末蓋著“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紅色大印，那公函以做岸不屑的口氣寫道：遵照最高指示，我們上海市XX萬黨員一致推舉你作為右派代表參加“九大”。履歷表隨信寄去，填寫完畢，儘快寄回……明知是張春橋玩弄的鬼計，陳毅坦坦蕩蕩，居然填好履歷表，給“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寄去！

他知道，張春橋依仗“最高指示”之威，趁機給他難堪。

那是在前不久召開的中共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討論了召開“九大”問題，同時又對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和一九六八年春的“二月逆流翻案風”進行了批判。陳毅早已是林彪的眼中釘，“新貴”張春橋又恨透了他。

陳毅眼看著“九大”將是林彪、張春橋之流的“勝利的大會”，便說：“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過許多‘批判’，我當‘九大’代表，不夠格！”

毛澤東聽罷，說道：“我看，你當‘九大’代表是夠格的——你可以作為右的代表嘛！”

張春橋馬上記下了毛澤東的話，當作“最高指示”，急急告訴“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根據張春橋的指令，“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擬就了那份公函。經張春橋閱定，蓋著“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大印的公函迅速寄到陳毅手中。

也就在這個時候——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王洪文和徐景賢共同編造那本《陳毅反動言論小集》。

快人快語，胸無城府，陳毅是一位剛直不阿的共產黨人。他敢怒敢言，難得的直性子，難得的坦誠。他的種種“反動言論”，常常是從他通篇赤子之言中掐頭去尾而編造出來的。在“文革”中，面對大鬧外交部的紅衛兵，陳毅曾慷慨陳同，作了《我這個外交部長》即席答辯。這篇講話曾被斥為“大毒草”，許多話被斷章取義作為“反動言論”加以“批判”。

筆者從檔案中查到當時根據陳毅講話錄音整理的記錄全文，深為陳毅赤炭般的革命熱情所感動不已。茲把《我這個外交部長》照錄於下，通篇激情澎湃，沒有半點“反動”色彩：現在該我發言了！我是政治局委員，我還是外辦主任、外交部長，我又是個副總理。

我這個外交部長，有很多副部長、部長助理；外辦還有幾個副主任。我是個頭頭，是外事系統的頭頭。沒有罷官之前，我要掌握這個領導權。我說頭可斷，血可流，我這個領導權不可放棄。過去你們貼了我那麼多的大字報，現在該我發言了。

我這個人出身地主，我這個人很頑固，比較落後，你要我這種人風大隨風，雨大隨而，我就不幹。我這個人不是俊傑，我這個人很蠢，我有資產階級思想，是個折衷主義者。我是文化人，文化人的習氣很深。

我在黨內工作四十多年了。我原來不願意參加共產黨，是周恩來要我參加的，我說參加共產黨可以，要進行思想改造就不行。當年一些同志吸收我進共產黨，我不幹，我說我要搞文學，受不慣紀律約束，我願意做個共產黨的同情者。那些同志都是很熱情的朋友，今天來跟你磨菇，明天來跟你磨菇，最後我還是入黨了，當了一個黨員。如果當時他們要來領導我，要改造我，我早就跑了！你要改造我，我就偏不接受你改造。你要領導我，我就偏不接受你領導。

我老實告訴你們，我犯路線、方向錯誤還不止一次。一九五二年犯過一次，一九四九年犯過一次。我犯過兩次方向、路線錯誤，以後我沒犯原則性錯誤。我（過去）犯錯誤多次，幾乎每年一次。在井岡山的兩年，我不支援毛主席，犯了路線錯誤。我不吹噓，我講話豪爽痛快，有時很錯誤，有時很準。不要以為我是在溫室裡長大的，我不是一帆風順，我也捱過鬥，我也鬥過別人，兩重身份，有過被斗的經驗，也有過鬥人的經驗。

我鬥人的經驗，比你們這會場上還猛烈得多，我什麼瓦器、機關槍、炮彈、原子彈都使用過了。有人說我不識時務，但我講的完全是真理，這是我的性格，由於我的性格作了不少的好事，也犯了不少錯誤。我不是那種哼哼哈哈的人，嘿嘿，我還不錯嘛！

你們要打倒一切框框，要說框框，毛澤東思想就是一個最大的框框（引者注；這句話被說成“反毛澤東思想”）。如果外交人員都象紅衛兵一樣，頭戴軍帽，身穿軍服，胸前掛一塊毛澤東語錄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