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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決議》，內中關於徹底否定“文革”和正確評價毛澤東功過的論述，成為我寫作的指導原則。

我希望作品具有文學和史學的雙重價值。我相信手頭的長卷是會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即便是冷置十年，在十年後仍能面世，仍會擁有讀者。

一九八七年秋，中共十三大的召開，給中國文壇帶來寬鬆的氣氛。《新觀察》雜誌打來長途電話，率先連載了《姚氏父子》（《姚文元傳》初名）部分章節。不久，香港《大公報》徵得《新觀察》的同意，連載了《姚氏父子》。內地多家報刊也搞載或連載。

《藍蘋外傳》（《江青傳》初名）原本在一九八七年第一期《青春》文學叢刊上發表。當時已經印好。鑑於一九八七年初的形勢，不得不化為紙漿。該刊在一九八八年初按原發排的清樣重排，一字未易，在一九八八年二期發表。刊出後，香港《大公報》即予以連載，《文學大觀》和《法制文學選刊》也全文轉載。此書以兩個月的速度出書，第一次印刷便印了二十萬冊。

時代文藝出版社梅中泉先生來滬，取走了《張春橋浮沉史》（《張春橋傳》初名），同樣以兩個月的速度印出。

這樣，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原先積壓了滿滿兩抽斗的文稿，竟這麼快都變成了鉛字，飛入千家萬戶。

江、張、姚三書的出版，使我下決心把王洪文傳寫出來。

說實在的，雖然關於王洪文的採訪，早在一九八六年已經基本完成，但是我除了寫好一個簡略的提綱及開頭第一章之外，沒有寫下去。因為在“四人幫”之中，我覺得江、張、姚有深度，有厚度，經歷曲折，閱歷廣，寫作時拉得開，波瀾起伏。王洪文呢？與江、張、姚相比，顯得淺保所以，對於這位“造反司令”，我沒有太大的興趣。我寫完第一章，便擱筆了。

在一九八八年春，當江、張、姚玉書都已改定，我才拿出兩年前寫的提綱，重聽當時採訪的一盒盒磁帶，著手寫《王》。我又作了補充採訪。這樣，我終於寫完這部長篇。

我感謝上海國棉十七廠給予的大力支援，使我能夠在該廠進行廣泛的採訪。我也感謝幾十位當事人給予的可貴的幫助，只是我無法在這裡開列長長的名單——雖然其中不少人是當年上海“工總司”的頭目，但是在我向他們進行採訪時，大都並不迴避當年的那段難堪的歷史，以歷史的見證人的身份如實地向我敘述自己當年的所見所聞。作為作者，我感謝他們的坦率和誠摯！

值得順便說明一下的是，“四人幫”是一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這四部長篇又各自獨立成篇，單獨出版。我在寫作時，作了總體安排，各有偏重。例如，寫作《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張》書中一筆帶過，而在《姚》中則作為“重場戲”。

安亭事件、一月革命以及一九七六年的上海武裝叛亂，在《王》中詳細鋪陳，而在《張》、《姚》中則只是“過場戲”。

巴金在《隨想錄》中曾再三呼籲，用“受難者的血淚”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

磨難重重，“文革博物館”迄今還只是處於呼籲階段。我願把我的這四部長篇，化為四塊磚頭，獻給那座迄今尚未動工的“文革博物館”吧。

借本書印行之際，向給予熱情鼓勵、支援的時代文藝出版社梅中泉先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