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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當時的記錄中查到的葉昌明的原話：“現在我們和去北京開會的馬老失去了聯絡。

“據外地傳來的訊息，還有外國電臺的廣播，都說中央高階領導中出了事情。王副主席處境危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來的一些同志，都被打下去了。

“對這件事我們要獨立思考，經受考驗。

“上海正面臨著大考驗。我們正面臨著大考驗。……”雖然朱永嘉力主十月十三日早上六點開始“大幹”，但是由於馬、徐、王已定於上午十一時飛抵上海，不少人主張還是等幾個小時，等馬、徐、王回來再定。這樣，十月十三日上午，上海沒有響起槍聲，仍保持平靜。

“完蛋了，徹底完蛋了”

這天上午十一時，馬天水、王秀珍、徐景賢在上海機場上一出現，便陷入了王洪文那班“小兄弟”的包圍之中。

馬天水哼哼哈哈，王秀珍沉默不語，向來口若懸河的徐景賢此刻也變得舌僵口訥。

康平路，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拿出了從北京帶來的關於批判“四人幫”的材料。

雖說他們三個也聲稱自己“想不通”，畢竟他們在北京已親眼看到“四人幫”大勢已去，已向中央表了態，作了保證，表示回滬要妥善處理。

毛澤東手跡影印件“你辦事，我放心”，成了眾人爭睹的重要檔案。

張敬標看了直搖頭：“就這麼一些材料？我們當有什麼重磅炸彈呢！毛主席的手跡沒頭沒尾，‘你辦事，我放心’的‘你’是誰沒有寫明，叫人怎麼相信？”

無奈，落花流水，上海“基地”人心渙散，再想“大幹一潮已經幹不起來了。中央派出的工作組，也於這天抵達上海，直接控制了上海局面。

十月十三日晚，上海市常委及各群眾團體負責人聚集在錦江飯店小禮堂。馬天水。

徐景賢、王秀珍在那裡傳達了中央打招呼會議的精神。這“三駕馬車”言不由衷，也在會上作了自我檢查——馬天水這位“老運動員”，事先關照過徐景賢、王秀珍，檢查時“帽子要大，內容要空”。

“完了，完蛋了，徹底完蛋了！”臺下，一片唏噓聲，人人瞻念前途，不寒而慄——因為他們絕大多數是靠造反起家的。

開完會，馬振龍回到總工會大廈，在403號辦公室裡抱頭痛哭，如喪考妣。哭了一陣子，他撥通了馬天水的電話，對著話筒把馬天水罵了一通：“叛徒！你出賣了上海，出賣了我們！”

罵已無濟於事。

翌日——十月十四日，新婚不過一週的廖祖康，接到中共中央辦公廳的通知，與肖木一起坐飛機去北京。

據廖祖康告訴筆者：“外面盛傳我是在上海被捕。不是的。那天，我和肖木坐飛機到了北京之後，前往北京衛戍區報到，才被隔離審查的。我變得很忙，四面八方的人來外調，要我寫關於王洪文的材料。我就整天地寫呀，寫呀……”就在這一天，中央打招呼會議精神傳達到上海基層。直至這時，上海老百姓才知道中國上空的四顆災星已被一舉掃落，歡愉之情難以自制。

當年“炮打張春橋”的核心力量——上海復旦大學、交通大學的師生，興奮地高舉“歡呼打倒‘四人幫’！”的橫幅，走上街頭，舉行自發的慶祝遊行。上海多日的沉悶為之一掃而空。全城老幼男女笑逐顏開。人民明白了真相。就連許多受矇蔽而集中待命的上海民兵，也加入了歡慶的隊伍。

至此，上海的武裝叛亂煙消雲散。“四人幫”在中國的最後一道防線，土崩瓦解。

上海，再不是“四人幫”的“基地”。上海，屬於人民！

鑑於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回上海後，還是能夠按照他們在北京許下的諾言行事，為了穩住上海，他們在那些日子裡，仍是上海的“領導”。

十月十八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了新華社上海十七日電訊：《上海二百萬產業工人堅決擁護黨中央兩項重要決定決心最緊密地團結在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周圍，同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的人鬥爭到底》。電訊中提到的“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的人”，是當時對“四人幫”的特定的代名詞。

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任平的長篇文章《一個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文章揭露了“狄克”的老底。“狄克”是張春橋在三十年代用過的筆名。這是批判“四人幫”的第一篇有份量的文章，雖然文章只點“狄克”，沒有提到張春橋的名字。

十月二十二日，“四人幫”一詞第一次公開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