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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走出農舍。田野盡頭的太陽漸漸落下去。落日的餘輝映照著對岸，岸上孤零零的幾株樹把暗淡下去的倒影一直伸展到河當中。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跨過大路，在草地上的一個石磨盤上坐下來休息。

從峭壁下邊伸出一個長了一頭淡黃頭髮的腦袋，然後是肩膀，然後是兩隻手。有人從那裡提了滿滿一桶水爬上來。那人一看見醫生便停下來，從峭壁上露出半個身子。

“好心人，你要喝水嗎？你別碰我，我也不動你。”

“謝謝。讓我喝點水。出來吧，別害怕。我幹嗎要碰你呢？”

從峭壁後面爬出來的提水人原來是個少年。他光著腳，頭髮亂蓬蓬的，穿著一身破爛的衣服。

儘管醫生說話和藹，但他仍用犀利的目光不安地盯著醫生。出於一種無法解釋的理由，男孩子忽然充滿希望地激動起來。他激動地把桶放在地上，突然向醫生撲過去，但跑了幾步又停下來，喃喃地說道：

“不可能，決不可能，大概是做夢吧。對不起，可是同志，請允許我問一聲。我覺得您確實是個熟人。對啦！是呀！醫生叔叔！”

“可你是誰？”

“沒認出來？”

“沒有。”

“從莫斯科出來的時候，咱們坐的是同一輛軍用列車，在同一個車廂裡。趕我們去做勞工。有人看押。”

這是瓦夏·佈雷金。他倒在醫生跟前，吻著醫生的手哭起來。

遭水災的地方原來是瓦夏的老家韋列堅尼基鎮。他的母親已不在人世。當村子被洗劫並被放火燒燬的時候，瓦夏藏在鑿出的石洞裡，可母親以為他被帶進城裡，急得發了瘋，跳進佩爾加河裡淹死了。現在，醫生和瓦夏正坐在這條河的岸上談話。瓦夏的姐妹據說在另一個縣的保育院裡。醫生帶瓦夏一起上莫斯科。路上他告訴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許多可怕的事。

“地裡撒的是去年秋天種的莊稼。剛種完就遭了難。波利啞姨媽剛走。您還記得那個帕拉莎姨媽嗎？”

“不記得了。我根本不認識她。她是誰呀？”

“您怎麼會不認識佩拉吉娜·尼洛夫娜呢！她跟咱們坐的是一趟火車。那個佳古諾娃。什麼事兒都掛在臉上，長得又白又胖。”

“就是那個老是編辮子解辮子的女人？”

“辮子，辮子！對啦！一點不錯。辮子！”

“懊，想起來啦。等等。後來，我在西伯利亞一座小城市裡的街上遇見過她。”

“真有這回事兒！是帕拉莎姨媽嗎？”

“你怎麼啦，瓦夏？你幹嗎像發瘋似的搖我的手？小心別搖斷了。別像大姑娘似的滿臉通紅。”

“她在那兒怎麼樣？趕快告訴我，快點。”

“我看見她的時候她身體很健康。她說起過你們。我記得好像她在你的家裡住過或做過客。可也許我記錯了。”

“那還用說，那還用說！在我們家，在我們家。媽媽像親妹妹那樣愛她。不聲不響，愛幹活，手很巧。她在我們那兒住的時候，家裡充滿歡樂。村裡的人把她從韋列堅尼基鎮擠走了，說了她很多壞話，讓她不得安寧。

“村裡有個人叫長膿瘡的哈爾拉姆。他追求過波利姬。他沒鼻子，最愛說人壞話。她瞧都不瞧他一眼。他為這件事恨上了我，說了我和波利啞的很多壞話。好了，她走啦。他把她折磨苦了。我們就從此開始倒黴了。

“離這兒不遠的地方出了件兇殺案。一個孤單的寡婦在靠近布依斯科耶村的樹林子裡被人殺死了。她一個人住在樹林子裡。她愛穿帶鬆緊帶的男人皮鞋。她家門口鎖著一條兇狗，鎖鏈夠得著房子的周圍。那條狗叫‘大嗓門’。家裡地裡的活都是她一個人幹，用不著幫手。好了，誰也沒想到冬天突然到了。很早下了雪。寡婦還沒刨土豆呢。她上韋列堅尼基鎮找人幫忙。‘幫幫忙吧。’她說，份一份土豆也行，付錢也行。‘

“我自告奮勇幫她刨土豆。我到她那兒的時候，哈爾拉姆已經在那兒了。他在我之前就非要上那兒去不可。她沒告訴我。可是，也不能為這事兒打架呀。於是就兩人一塊兒幹活。在最壞的天氣裡刨土豆。又是雨又是雪，一片爛泥。刨呀，刨呀，點燃了土豆秧，用熱煙烤乾土豆。嗯，刨完土豆她同我們公平地算了賬。她打發哈爾拉姆回去，可對我使了個眼色，說還有事兒找我，讓我以後再來，要不就留下不走。

“過幾天我又上她那兒去了。‘我不想，’她說，‘讓多餘的土豆被人沒收，被國家徵收去。你是好小夥子，我知道你不會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