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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

未完全開化的古越族後人頭腦簡單，四肢發達，渾身有的是使不完的力氣，而且特別能吃苦，他們手掘肩扛，男挖女運。手上磨起了血泡，疼得呲牙咧嘴，可他們並不放下手中的勞作。血泡礙事，乾脆，他們用竹針挑破血泡，血水淋漓，他們彎腰抓起一把溼土摁在破爛的地方——他們認為土能止血——照幹不誤。

一年不成兩年，兩年不成三年，到第四年秋末，一條連通太湖，長87裡、寬18丈的人工河道蜿蜒在梅里大地上。

人工河挖成，梅里人牽來了湖水的波濤，澆灌出沃野上豐碩的垂穗，滋潤出陽春裡茉莉花香，梅里人因此更加富裕。

為了紀念視王位如草芥、觀名利如浮雲、重操守如泰山出走而來的泰伯，為了紀念引來碧波、送走洪患的周人，梅里人虔誠地將他們的君長領導挖成的這條運河親切地稱為“泰伯瀆”。

淡薄名利的泰伯，挖運河就是想造福黎民，可正是他領導開挖的這條87里長的河流，成為了華夏曆史上名副其實的人工運河的“先河”，不僅成為京杭大運河的歷史起點，更重要是，它改寫了人類的生存史、發展史、文明史，中華民族的精神，也在這種改寫中巍峨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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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過長江去（1）

楚，原是江漢流域的一個蠻族國家，於公元前689年在郢建都，後透過兼併附近小國，日漸強大。

楚國國都郢在長江之側，攻打楚國國都必須進入長江。

當時，吳國兵糧之船隻能沿太湖支流荊溪到達東壩（今江蘇省高淳縣境內）。東壩，太湖水系與長江水系的分水嶺：之東是連通太湖的荊溪，以西是長江支流水陽江。水陽江與荊溪互不相通，之間隔著60餘里的一段高阜，要想使溪、江連通，就必須鑿開這段高阜，這樣，吳軍伐楚的戰艦才可能自太湖進入長江。

“阻擋我雄心者，是山就搬掉它，是河就令它改道，況只區區一方高阜乎！”吳王闔閭眉毛下一對流光溢彩的眼睛，瞅著什麼的時候都異常專注，有一股逼人的氣勢。他命令伍子胥：“這一使命交給你了！要物給物，要人給人，目標就一個：開通它！”說到這裡，闔閭將攥緊的拳頭狠狠地砸在眼前的御案上，像是砸在東壩高阜上，震得御案上的茶碗落到了地上，“當”的一聲摔得粉碎。

“是！”

伍子胥莊嚴地高聲領命。

公元前506年早春，如毛的細雨，紛紛揚揚，由天上灑落著。細雨過後，四望雲物，光明而清鮮，一陣暖風吹來，帶著新生、發展、繁榮的訊息。遠山已從沉睡中醒來，盈盈地凝著春的盼睞。就在這個季節裡，伍子胥帶著由兵士為主包括吳人民夫組成的浩浩蕩蕩的開河隊伍，來到了東壩，在荊溪與水陽江之間的高崗上安營紮寨。

螺角號聲喚醒黎明，他們肩披曙色，開始一天的勞作；當成群結隊的老鴉在榆錢樹的樹巔上來回盤旋時，他們才停下，在離工地不遠、臨時搭起的茅寮中睡去。就這樣，他們用簸箕柳筐，一點一點開掘著眼前的這方高阜。

8個月之後，當東壩村頭一片柿樹呈現出耀眼的火紅時，穿越高阜、長68裡的水運通道，橫臥在了異常爽朗的深秋裡。

這條東連太湖、西入長江的運河，因為是伍子胥領導開掘，歷史學家們將它稱為“胥瀆”，又稱“堰瀆”。

清晨，即將班師凱旋的伍子胥披一襲長袍，站上新土溼溼的堤岸。他看見堤岸上罩著一層白霜，蜿蜒而肅穆；河道里的水平靜而舒緩，波瀾不驚。秋風撩起伍子胥的長袍，飄逸而生動。他彷彿看見攜帶著闔閭夢想的吳國雄師，沿眼前的水道急馳而去，開創出吳人的煌煌偉業。

胥瀆兩端各建有一閘，東側連線荊溪的稱荊溪閘，西側連線水陽江的稱水陽閘。閘，出現在了運河上。伍子胥在臨離開東壩班師回都時，決定在這裡留一營人馬，守護作為重要軍事設施的胥瀆，啟、閉胥瀆上的荊溪閘和水陽閘。這一營吳國士兵成為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守閘人。

閘和守閘人的出現，是運河發展史上的大事。是中國人生活中的大事。

因為掌握了建閘技術，使運河的開築可以從此不受地勢的限制，只要人需要，就可以引水節節爬坡，翻梁過崗，想通到哪裡就可以通到哪裡。

因為有了閘，使人工運河與自然河流有了更深的區別。閘，就是人為設定的障礙，就是人為製造的環節，這在自然河流上是沒有的。有閘就得有人去開啟和關閉，守閘人出現了。守閘人的出現，使運河上的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