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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遭到天朝的斷然拒絕。

但英國仍不死心，1856年又聯合法國和美國提出要派遣使節駐京，並建議中國派代表分駐倫敦、巴黎和華盛頓，但再次被天朝嚴拒。

這下英國人火了。他們想起了小斯當東的話，“如果我們想獲得某種結果，談判的同時還要使用武力炫耀。”已經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嚐到甜頭的英國人，這次決不會善罷甘休。

英國人這次非要讓天朝徹底的低下高傲的頭顱不可。他們不但要派公使駐京，而且還要對“夷人”的蔑稱說“不”。他們要證明的是，他們不是時代的怪物，天朝才是。

如果把鏡頭倒回一個半世紀，在公使駐京的問題上，天朝的確和時代潮流格格不入了。

從歐洲三十年戰爭結束後的《威斯特里發里亞和約》開始，歐洲各國互派公使已經成為通常慣例，而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也對外交人員的地位和權利作了詳細的規定。至少在十九世紀的歐洲社會里，誰也不會為互派使節這樣的問題大動干戈。

但這種在歐洲極為尋常的事情，對天朝來說卻是無法接受的。

他們想象中的互派公使是，讓這些高鼻子藍眼睛的洋人隨意覲見皇上？這不意味著高高在上的天朝從此以後就要和這些夷人平起平坐了嗎！？夷夏之防斷不可開！

但英國人終歸是有辦法的。後來他們覓得一個藉口，這就是所謂的“亞羅號事件”。

這艘亞羅號船，船東是中國人，船長是英國人，但水手全是中國人。該船在香港註冊，懸掛的是英國旗幟，也就是說，歸英國保護。這又是一個轉型時代的國際化產物。

香港被割佔後，海上的商業活動大為增加，海盜的生意日漸興隆。據說該船也參與到其中的海盜活動，所以兩廣總督葉名琛派人將他們緝拿問罪。

本來英國人對海盜活動一向是深惡痛絕，但這次，他們卻站在了海盜的一邊。英國19世紀著名政治家帕默斯頓的名言，“我們沒有永恆的朋友，也沒有永恆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看來，所有的英國人都信奉這個理念。

葉名琛卻也是個有個性的官員。他的辦法是，以不變應萬變，對於英國人的交涉一概不予理會，廣州也不設防，甚至1856年英國人攻到廣州後，向他的總督衙門每十分鐘開一次炮，他也不予理睬。

這個事實證明，印度的甘地先生不是“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真正先驅，我們的葉名琛總督才是，我們應該把這個榮譽送給葉大人。但是，英國人一貫是討厭“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所以也不會忌諱對廣州使用暴力。

正當英國人要大動干戈的時候，印度發生了點小意外，英國人攻打廣州的後繼部隊被派去鎮壓印度起義了，英國人暫時退出了廣州。葉名琛大喜，趕緊向北京飛章報捷，謊稱獲勝。

但謊言終究是謊言，僅過一年，印度事平，英國人又捲土重來，而且，這次還帶了個幫手。法國人藉口“馬神甫事件”，也參與了這場修約戰爭。英法聯合給葉名琛下最後通牒，但葉總督照舊不予理會，他此刻正在長春仙館裡大拜呂洞賓、李太白二大仙，一切軍機都取決於乩語行事。

洋人終於忍無可忍，衝進總督衙門把葉名琛給逮捕了。後來，這位總督被囚禁到印度加爾各答的鎮海樓。到了夷人之地後，葉名琛每日誦讀“呂祖經”，並且拒絕洋食，只吃自己和僕人帶的食物，最後因營養問題而病死在異地他鄉。

葉名琛在加爾各答曾作詩一首，後與其靈柩一同送回國內，當時傳誦一時。

詩云：“鎮海樓頭月色寒，將星翻作客星單。空言一範軍中有，其奈諸公壁上觀。向戍何心求免死，蘇卿無恙勸加餐。近聞日繪丹青像，恨態愁容下筆難。”（《鎮海樓題壁》）

蘇卿者，一位被匈奴囚禁數十年而不改志的漢使蘇武是也。

葉名琛自比蘇武，但時人對葉名琛的評價卻是：“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古之所無，今亦罕有。”其迂腐至此，雖死何益？

廣州城陷後，英國人找來了原廣東巡撫柏貴，成立了中國近代歷史上的第一個傀儡政府，這個怪胎居然一直持續了三年半（到1861年才結束）。這才是中國近代史上漢奸的鼻祖呢。

但令人奇怪的是，北京政府並沒有因此而撤免柏貴的官職，而是預設到1859年柏貴去世為止。

英法聯軍隨後被上天津，擺出一副戰爭的架勢。咸豐沒有辦法，只好答應談判。據說美國和俄國早就串通一氣，聞風趕來和英國、法國一起分享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