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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問題，中國很多城市的街道辦都開辦了這樣的弄堂工廠。

這個白手起家的廠子剛起步的時候，生產過螺絲、墊圈等產品，後來又組裝過電焊機，自負盈虧，有活就幹，無活就散，掙錢就開支，停產就回家，上邊既不干涉也不保底。

1975年，48歲的石永階被派到了這個廠當排程。這一年，這個街道的生產組被瀋陽市上收，這個廠變成了市屬“大集體”，成為集體所有制企業，隸屬瀋陽市拖拉機總廠。從此，工廠開始完全採用全民企業管理模式。但是，雖然企業在生產關係上進入了“高階形態”，但是依然“先天不足”，管理薄弱，企業當時連買肥皂都沒錢。石永階回憶說：“當時這廠沒領頭的，那大汽油桶燒著火冒著煙都沒人管，大夥兒找到我，讓我領他們生產，我就去幹了。”使石永階感到不快的一件事是，這個七八十人的小廠，大大小小的主任竟然有11個。石永階覺得，企業的管理非常棘手。

在傳統計劃經濟觀念的指導下，這家不起眼的街道小廠，像當時很多其他作坊式的小廠一樣，被劃歸國營企業管理。工人們發現，企業和過去不一樣了，領導上邊派，經營有人管，就是勞保福利也都參照國營企業。但是，工廠在經營上卻沒有任何起色，甚至每況愈下。

1976年，這個被命名為瀋陽市拖拉機總廠第六分廠的企業開始生產汽車水泵。大批次生產後，一天能生產近100臺，但質量太差，賣出去10臺就會被退回三四臺。石永階說，那時候是計劃經濟，上面要產值要數量，不管質量好壞。由於沒有技術員把關，一天生產50臺，就有40臺不合格，最後竟然積壓了2　000臺。

從此，這個廠開始走向連年虧損的道路。生產的汽車水泵，由於質量差，產品不斷積壓，但是企業被上收後沒有了生產自主權，結果虧損不斷增加。雪上加霜的是，企業上劃以後，職工待遇迅速向國營企業看齊，各種開支猛增，但生產卻沒有多大發展。

在張希永進入企業的1978年，全廠工人生產一年的結果是：完成了上級下達的生產任務，但是工廠虧損了30多萬元。上級單位的對策是換領導，結果在1978年一年之內，企業就換了4個廠長。石永階說，上面派下來的人一看企業債務太多，把亂攤子一扔就走了，上級單位重新派人當廠長，搞兩天干不下去了就調回去，走馬燈似的來回換。

這個街道小廠的生存狀況，其實是這一年中國國營企業的縮影。這一年，中國改革開放開始起步，國家經濟形勢發生變化，國民經濟面臨調整。執行了20多年的計劃經濟體制，潛力發揮殆盡，弊端###無遺，積重難返。

在歷史轉折的關頭，舊體制使整個社會喪失了活力，貧困和物質短缺無處不在，廣大農民在溫飽線上掙扎，而城市工人也成了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

1975年，新華社記者楊繼繩到天津第一棉紡織廠作調查，得出的資料顯示，電動車間人均收入在25元以下的佔93�9％。

該廠貧困戶張淑珍，每月總收入35�7元，供養兩個中學生、一個小學生，全家四口人一個月的開支賬單總計是42�05元，人均月消費10�5元，雖精打細算也只能用入不敷出來形容。按照張淑珍一家當時的收入情況，不能保證每頓飯都有新鮮蔬菜，要吃一些鹹菜和大量低價處理的白菜，按照國家標準發放的副食品和布票票證不能買全，很少能吃到肉。

張希永沒有講述當時他們家的生活狀況。我們能夠知道的是，在張希永參加工作的第一年，他的月工資是19元，身份是學徒工。張希永說，第二年他的工資是21元，滿徒以後是30多元錢，這已經是他參加工作幾年後的事情了。

1979年，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的第一個春天，這一年4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會議針對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情況，決定從1979年起用3年時間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

“改革”成為時代的主旋律，當改革在農村悄悄進行的時候，在城市裡，改革的呼聲也與日俱增。這一年年中，《人民文學》在當年第7期發表了天津作家蔣子龍的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這篇小說塑造了一個大刀闊斧治理整頓的“改革廠長”喬光樸的動人形象。蔣子龍和這篇小說迅速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喬廠長”也成為改革的符號性人物，以至於在以後的許多年裡，人們都習慣地用“喬廠長”來形容那些搞改革的人。

當時的《人民日報》這樣描述“喬廠長”給人們帶來的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