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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統治階級中的不當權派”，有人把“清流”比作明末的“東林黨”，其實都不恰當。從“清流”的骨幹成員來看，他們主要是言官，應當稱他們是“統治階級當權派中的非主流派”。“清流”繼承了歷史上儒家知識分子關心政治、抨擊時弊的傳統，立論取法於道德、剛直和不偏倚，因而被稱作“清議”。但在對外關係上，一些人卻昧於世界時勢，仍持尊王攘夷之論。按《外交小史》一書的說法，“凡稍談外交、識敵情者，鹹斥之為漢奸大佞，痛詆不遺餘力”，顯得迂闊和無法實際操作。他們和在第一線操作的官員總是形成矛盾，相互制約。故李鴻章曾十分尖刻地批評說：

言官制度，最足壞事。故前明之亡，即亡於言官。此輩皆少年新進，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實得失，國家利害，但隨便尋個題目，信口開河，暢發一篇議論，藉此以出露頭角；而國家大事，已為之阻擾不少。當此等艱難盤錯之際，動輒得咎，當事者本不敢輕言建樹；但責任所在，勢不能安坐待斃。苦心孤詣，甫將集事，言者乃認為得間，則群起而訌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納，往往半途中梗，勢必至於一事不辦而後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無事，國家前途，寧復有進步之可冀？

天下事，為之而後難，行之而後知。從前有許多言官，遇事彈糾，放言高論，盛名鼎鼎；後來放了外任，負到實在事責，從前芒角，立時收斂，一言不敢妄發；迨至升任封疆，則痛恨言官，更甚於人。嘗有極力訐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顧臺院現在、後來者依然踵其故步，蓋非此不足以自見。制度如此，實亦無可如何之事也！　1884年的中法戰爭，是“清流”分化之時。戰爭前期，“清流”堅決主戰，並得朝廷大用，但僅張之洞脫穎而出，轉而成為主張洋務的封疆大吏，也就是李鴻章所說“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其餘大多鎩羽而歸，被人看作“光說不練”、“書生誤國”的例子，逐漸退出政治舞臺。南黨人士，則在翁同1894年進入軍機處後，奉翁為領袖，形成“後清流”，干將為盛昱、志銳、文廷式、黃紹箕、張謇等。在日益深入的民族危機面前；主戰還是主和，長期以來一直是“清流”與洋務派的分水嶺。問題在於，當時的中國，是否具備了戰勝強大敵人的條件，以及如何去戰勝敵人？甲午年間，李鴻章主張透過國際調停，解決朝鮮危機，不欲以軍事力量與日本決短長，原因有三：一是他明白，該年為西太后六十大壽，不能被一場對外戰爭所攪擾；二是深知中國前三十年軍事制度的變革，不過是一座用“紙片糊裱”的破屋，實際上不足以戰勝日本；三是不願在這種沒有獲勝把握的決戰中消耗自己的實力。客觀來說，李鴻章的考慮符合當時實際情況和官場邏輯。前後三十年的所謂“同光中興”，引進西方軍事裝備和教育訓練方法，組建了北洋海軍，但並沒有完成中國軍隊現代化的任務，尤其是沒有造就出一支具有高度國家意識和專業水準的軍官群體和具有一往無前的英雄主義犧牲精神計程車兵隊伍。這種差距，恐怕正是鴉片戰爭後的一百年裡，中國軍隊在所有對外民族戰爭中，基本上一觸即潰、望風披靡，從無獲勝記錄的真正原因。人類戰爭史表明，武器裝備的進化決定了戰爭的樣式，火器的出現註定了冷兵器時代的終結。核武器的使用，也使常規戰爭的理念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但這並不是說，裝備落後就無法戰勝強大的敵人。劣勢裝備的軍隊要打勝仗，關鍵在於軍隊自身的組織形式和精神狀態。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第一次獲得對外戰爭全面勝利的，是抗日戰爭，但這畢竟是依靠盟軍的反攻取得的。而真正打出自己軍威的，是50年代初抗美援朝戰爭。中國人民志願軍以劣勢裝備，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交鋒中打成平手，迫使聯合國軍在停戰協議上簽字，——當然這是後話。而在　1894年，調軍隊上山海關前線時，據一位家居北京的目擊者說，“有‘爺孃妻子走相送，哭聲直上幹雲霄’之慘。”這同成千上萬日本人舞著太陽旗，唱著軍國主義歌曲，歡送親人赴戰場，恰成對照。該目擊者還說：

調綠營兵日，餘見其人黛黑而瘠，馬瘦而小。未出南城，人馬之汗如雨。有囊洋藥具（按，指鴉片煙槍）於鞍，累累然；有執鳥籠於手，嚼粒而飼，怡怡然；有如飢蹙額，慼慼然。這樣的軍隊底牌，李鴻章完全清楚，住在二條衚衕的翁同知曉嗎？李鴻章是中國軍隊現代化的倡導者，在興辦洋務的過程中，耗用了鉅額資金，他也一直給朝廷以軍隊可恃一戰的印象。及至戰時，卻主張妥協和忍讓，這自然為翁同不能接受。在戰爭準備、戰機捕捉、戰役指揮上的諸多失誤，李鴻章也難辭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