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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何啟的建議下，他的幕僚劉學詢及英國駐香港總督卜力爵士（Sir　Henry　Black）穿針引線，企圖討論“兩廣獨立”後雙方合作的可能性。在卜力給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二次大戰前主張綏靖政策的英國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之父）的電報中，提到謠傳李鴻章“想自立為王或是總統”。日本人宮崎寅藏在《三十三年之夢》一書中，也記載孫中山當時曾告訴說，卜力想在“兩廣獨立”　後，用孫來施行新政，卜力在暗中作保護人保證安全。“李為了晚年有所回憶緬懷，也有意獨樹一幟，因此表示贊成。”此事後來由於清政府重新起用李鴻章北上議和而作罷，箇中的情節也有許多撲朔迷離之處，但畢竟提醒我們對於政治、對於李鴻章的許多新理解。李鴻章的內心世界，遠比我們的想象更為深邃和複雜。

1900年10月11日，李鴻章孑身重返北京，住進賢良寺，開始與各國公使談判和約。離京僅十個月，所見已是一片慘狀：朝廷西狩，生靈塗炭，整個北京被聯軍分段佔領，連賢良寺門前也有俄國兵守護，李鴻章豈能不太息流涕？其實，早在從廣州啟程時，他已知此行艱難，自謂：“燕北之行，早已安排死所。……《語》雲：‘死而後已’，兄竟未已也。蒙塵兩聖，困苦庶民，每用撫懷，潸然泣下。”作為中方主要代表，李鴻章經過近一年唇焦舌敝的談判，終於以空前屈辱的條件，簽署了城下之盟《辛丑條約》。

簽約之後，李鴻章在給朝廷的奏摺中寫道：

臣等伏查近數十年內，每有一次構釁，必多一次吃虧。上年事變之來尤為倉猝，創深痛巨，薄海驚心。今議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堅持定見，外修和好，內圖富強，或可漸有轉機。譬諸多病之人，善自醫調，猶恐或傷元氣，若再好勇鬥狠，必有性命之憂矣。

這是他對自己外交思想的最後總結，是非曲直，留待後人評說。近代中外關係涉及到整個工業文明在世界範圍的擴張，不是“我不要你來，你就不該來”之類簡單的結論便可概括的。中國在鴉片戰爭後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苦難，導致在19、20世紀交替之時民族排外情緒的總爆發，但從國際法上來說，庚子之役卻是中國主動向世界各國的一次宣戰，一次以極為情緒化戲劇化的挑逗開始，而以極為悲慘結局告終的民族災難。

簽完和約後，李鴻章也精殫力竭了。兩個月後，他的老部下週馥接到李鴻章病危的訊息，趕到賢良寺西跨院那間北屋時，李已身著殮衣，處於呼之能應口不能語的狀態。延至次日午刻，目猶瞠視不瞑。周馥哭號著說：

“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經手未了事，我輩可以辦了。請放心去吧！”

半生名節（6）

李鴻章忽然睜大眼睛，嘴唇喃喃顫動，兩滴清淚緩緩滾出眼窩。周馥一面哭號，一面用手撫其眼瞼，李鴻章的雙眼方才合上，須臾氣絕。終年七十八歲。是日為1901年11月7日。

李鴻章臨終前，曾吟詩一首：

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

三百年來傷國亂，八千里外弔民殘。

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

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閒看。

維新派人士，自稱是李鴻章“政治公敵”的梁啟超，在聽說李去世的訊息後，懷著敬其才、惜其識、悲其遇的複雜心情，寫出如下輓聯：

太息斯人去，蕭條徐泗空，莽莽長淮，起陸龍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陽好，哀哀浩劫，歸遼神鶴竟何之。

另一位著名維新思想家、當年被李鴻章派往英國留學海軍的嚴復，更作輓聯曰：

使先時盡用其謀，知成功必不止此；

設晚節無以自見，則士論又當何如？

嚴復顯然是同情李鴻章的。他以為，當初李鴻章辦洋務辦海軍，若不受到那麼多的掣肘，後來也不會有甲午、庚子的慘敗。反過來，到了敵軍兵臨城下之際，李鴻章不出來主持和議，收拾殘局，則士大夫又要攻擊他為保名節而誤國。

做官實在是很難的。從日本議和回國後，有人曾勸李鴻章引退，他卻說：“於國實有不能恝然之誼，今事敗求退，更誰賴乎？”便是表達了他的心跡。這種心跡，後人可能難以想象，但輓聯所反映的觀點，卻是當時的實情。

著名戲曲作家、梅蘭芳劇目的主要撰寫者齊如山先生曾是同文館的學生，他在回憶錄中，講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