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滄州牢營裡的“差撥”，也就是個管犯人的小頭目，屬於天天和犯人打交道的下層官吏。在中國的官場上，自古就有“官、吏”之說。單從字面上看，“官”字是上面“寶蓋”，下面是“1”字穿起兩個“口”。可以解釋為：官是人中寶，一人當官，兩口人有飯吃，全家人有錢花！可“吏”字呢，只能看作是一“橫”，一“口”，一“人”；或者看作是一“大”，一“口”。可以解釋為：做為“吏”，除了養活自己，還能再負擔一個人吃飯罷了；或者解釋為：同普通人相比，在吃飯上只是吃了一大口而已。

二、下層吏員的鬱悶

我們每天的工作是對犯人進行日常管理：跑操鍛鍊，監督勞動，思想工作，洗腦學習，吃飯休息。因為只要是進到這裡邊來的，大都是些尋釁滋事，打架鬥毆，盜竊搶劫，偷情###，攜私報復，殺人放火之徒。在管理上，稍松一點，他們給你惹事；稍重一點，他們給你鬧事；還得經常提防著他們毆死同犯，越獄逃跑。因此說，牢營裡的管理工作很具體，很繁重，也很危險，但卻沒有什麼油水可撈。那些官高權重的老爺們，有求於他們的人多，巴結逢迎，甘心送禮的人也多。咱一個小差撥，手中只有芝麻粒大的一點權利，經常沒有人給咱送禮，偶爾有個犯人家屬請咱吃點喝點，很少量送一點東西，連我都覺得有點寒磣人，很難說出口！

沒人行賄咱就索賄，沒人送禮咱就要禮。咱得把手中的權利發揮到極致，讓它淋漓盡致，一點不留。早在宋太祖趙匡胤時，朝廷就定下一條規矩：凡是新充軍勞教的犯人，都要打一百“殺威棒”！意在震懾罪犯，牢記教訓，不要重蹈覆轍，不要再幹違法亂紀的事。但這一百棍很厲害，如果真打，如果真正使勁兒打，恐怕沒有幾人能從棍棒下逃得過性命。

三、把手中的權力發揮到極致

這中間就有了靈活度，就有了空子可鑽。因為行刑打棍子的權利掌握在我和夥計們的手中，打得時候可輕可重，打得棍數可多可少；送禮少的多打，送禮多的少打；送禮特別重的，就暗地裡教唆犯人假稱有病，把該打的棍棒寄下，待病好了再打，這相當於“死刑緩期執行”。緩期，一般情況下就不會再槍斃；寄打，一般情況下也就不會再捱打了。再有，充軍的罪犯是要勞動改造的，國家不會白養活他們。否則，犯罪豈不成了人人仰慕的事情，充軍豈不成了人人羨慕的職業？既然勞動改造，就要幹活；既然幹活，就有勞動強度的輕重之分。通俗地說，就是有輕活兒與重活兒之分。這項權利，一般都在管營手裡，俺們是小頭目，基本不當家兒；但管營是俺們的業務主管，牢營裡的很多具體事情是靠俺們這些下層小頭目去幹的，因此管營也比較注意籠絡俺們，俺向他求一些下巴下的涎水，還是可以的。也就是說，給犯人安排些輕活兒的權利，俺有時也可以插上嘴，也多少能當一點小家兒。

因此，在滄州牢營裡的犯人中間，流傳著一個並不算是秘密的秘密。每當一個新罪犯來到牢營，就會有資歷老一點的犯人告誡他說：這裡的管營、差撥非常刁難罪犯，目的就是相向你索要錢財。你如果有人情錢物送給他們時，他們就會很好地關照你；如果無錢財相送，他們就會將你押在土牢裡，讓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如果有了人情，進牢裡時就不打那一百殺威棒，只推說有病，先寄下；若沒有人情時，這一百棒，就會打得你死去活來。並且，囚徒們都知道要想巴結我和管營，最少得送給我們倆每人五兩銀子。

四、變色龍的嘴臉—一切為了錢

一天牢營裡又來了個新的犯人，聽說是原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我可不管他原來幹什麼，只要他現在犯了罪，流落在我的手裡，就得給我送錢送物。否則，我照樣拾掇他！

因此，我走牢房裡問：哪個是新來的罪犯？林沖躬身答道：小人就是。我看他不識相，不知道把孝敬我們的銀子拿出來，就馬上變了臉色罵道：你這個賊配軍，見了我為何不下拜，而只是隨便答應一聲？你這個傢伙，在東京犯了罪，被髮配到這裡，見了我竟然還大大剌剌的。我看你這個勞改犯，滿臉都是飢餓相，一輩子也不會交上好運氣。你這個打不死、拷不殺的頑固勞改犯，這把骨頭今天落在我的手裡，就叫你粉身碎骨，一會兒你就知道本差撥的厲害了！這是我對待新來的不識相的犯人的第一招，惡毒謾罵帶恐嚇，目的就是為了詐出錢來！

等我罵了一會兒之後，林沖才去身邊取出五兩銀子遞給我，陪著笑臉說：差撥哥哥，一點薄禮，千萬不要嫌少！我見只有五兩銀子，就問：這是送給我一個人的，還是包括送給管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