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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好將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無須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誅榮祿、圍頤和園耳！如不許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須定議，我即詣宮（到皇帝那兒）請旨辦理！“魂飛天外”的袁世凱又受到了譚嗣同的生死脅迫，若換了個庸人，真也該活活被嚇死！好在老袁在朝鮮時就經歷過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考驗，所以，他虛與委蛇——予謂：“此事關係太重，斷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殺我，亦決不能定，且你今夜請旨，上亦未必允准也。”

譚雲：“我有挾制之法，必不能不準，初五日定有硃諭一道面交公。”

予見其氣焰兇狠，類似瘋狂，然伊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來歷，

如顯拒變臉，恐激生他變，所損必多，只好設詞推宕。見袁推託，譚又出示了一件在袁看來是非常可疑的“聖上”的“硃諭”抄件，並“再三催促”，“幾至聲色俱厲”，甚至有意無意地顯示出腰間藏有兇器！譚雲：“自古非流血不能變法，必須將一群老朽全行殺去，始可辦事。”

予因其志在殺人作亂，無可再說，且已夜深，託為趕辦奏摺，請其去。傳統的說法是說袁世凱騙取了冒險趕來求援的譚嗣同的信任，天一亮立即乘火車返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大驚，火速晉京面見慈禧太后。於是，戊戌政變發生，光緒皇帝慘遭囚禁，維###人橫屍街口，轟轟烈烈的“百日維新”猝死於血泊中。

不過，看老袁的記錄，卻是另一種說法，即他不承認自己背叛了維###人，相反，他一開始就反對他們的過激謀劃。他堅持認為，是這班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激進分子離間了太后與皇帝的關係，激化了兩位最高領導人之間的矛盾；而且，一旦事發，必然“內憂外患一時並起，中原疆域立見瓜分”！所以，他理應向上司反映實情以求“誅鋤誤君誤國之徒”。

靜下心來讀讀袁氏的表白，其實有他的道理。儘管他的過於詳細的記錄與過於流暢的行文讓人懷疑其事後的作偽，但對一個正受寵於朝廷的正統的軍人，一個精明過人、深諳宮內權勢消長的政治新秀，在狂風大作亂雲驟起的緊要關頭，他只能做出這樣的抉擇。用他的話說，他是不忍坐視疆域被瓜分；而身為人臣，他又何敢犯上作亂弒太后誅上司？而且，即便他的“為國避禍”的動機是事後的貼金之說，那他也異常清楚貿然用兵的結果——那天晚上，他當面告訴過譚先生：天津為各國聚處之地，若忽殺總督，中外官民，必將大訌，國勢即將瓜分。且北洋有宋（宋慶，掌“毅軍”）、董、聶各軍四五萬人，淮、泗各軍又有七十多營，京內旗兵亦不下數萬，本軍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過六千，如何能辦此事？恐在外一動兵，而京內必即設防，上（皇上）已先危！平心而論，他說的是實情。

且不說袁氏當時的實力（“出兵至多不過六千”），即便曾比他更擁有政治與軍事資本的前輩漢臣曾國藩、李鴻章兩人，又何嘗在位極人臣之際有過發動政變的“邪念”？封建傳統文化教化出的人臣只能選擇“正統”。

近年，關於戊戌變法的研究越來越引人入勝。有人考證出，圍攻頤和園謀害慈禧太后一說並非清廷保守派捏造出的謠言，而確有其事。而且，慈禧回宮與袁的舉報並無直接關係，她是從別的渠道知道了迫在眉睫的陰謀的，所以，她匆匆趕回皇宮，指著兒皇帝的鼻子痛罵：“我撫養了你二十多年，你竟然聽小人的話想害我？”見光緒囁嚅著欲辯白，她氣不打一處來，竟一口唾沫啐過去：“痴兒，今日沒有我，明天還能有你嗎？”若光緒不知有此等陰謀，他何以面對母后的責罵啞口無言？

儘管老袁費了些口舌，但從那時一直到現在，人們從來不屑於聽一個出賣正義的叛徒的申辯。想想囚禁多年的可憐的光緒皇帝，想想身首異處的譚嗣同他們，何人不起怨袁情？

所以，法華寺裡的僅存的古碑，與其說是數百年古剎的唯一見證，倒不如說是袁世凱的恥辱柱。

從法華寺裡走出去的袁氏，自茲揹負起了罵名。洹上問洹河水從袁林前靜靜地淌過。這條河並不深，也不清，但挺長。

清光緒三十四年底（1909年初），袁世凱被朝廷趕回到這裡時，正好五十歲。

宦遊三十載，且年已半百，因功高震主被黜，囫圇著身子回籍，換個人來說，這結局也算不錯了。但對袁項城來說，卻極難忍受。

佇立洹河邊，他憤然賦詩發問：漳洹猶覺淺，

何處問江村？只有瑟瑟林濤在為他嘆息。沒人給他回答。

儘管他把從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