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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需要向世界訴說（3）

王晉華家的遭遇在崇山村具有典型意義。

日本軍隊細菌戰攻擊義烏的時候，王晉華只有七歲。當時他的四十歲的伯伯在義烏火車站做搬運工，感染鼠疫發著燒回到了崇山村的家。伯伯是家裡第一個死的，接著伯母感染而死，死時只有三十八歲。九歲的堂兄也死了。伯伯一家人在五天之內全部死光。1942年11月，王晉華的叔叔王樟高也染了病，無奈之下去塔下洲找到在那裡做釀酒生意的爺爺，希望找醫生醫治。但崇山村流行怪病的訊息早為塔下洲所知，人們拒絕叔叔進入村子。爺爺無奈只好揹著叔叔到一個破廟裡住，當晚叔叔就死在破廟裡。鼠疫沒有放過塔下洲，叔叔帶去的疫病引起了塔下洲鼠疫流行，結果一個村死了103人。

王晉華因為寄養在姑姑家，逃過了一劫。而同樣寄養在親戚家裡的王晉榮卻死了，起因竟是為了一口吃的。當時奶奶去寄養的親戚家裡看他，親戚拿給奶奶一點點心吃，而沒有給在跟前的王晉榮，晉榮就認為親戚對他不好，一定要纏著奶奶帶他回去。結果回來後三天就受感染而死。

當時崇山村人都希望逃到附近的親戚家裡去，但逃得晚了就去不了了。鄰村的人都拒絕崇山村的人進入。王晉華父親家族兄弟三支，最後只剩下父親這一支。

王選在崇山村插隊的時候，王晉華做大隊長。王晉華只是在農業學大寨的時候，去過一次上海，除此之外，再也沒有離開過義烏。這一次他被選為到日本出庭的代表，要辦出國護照。“費了好大的力氣的。”他說。他還特地去照了一次像。這對他來說，都是很大的動靜。

臨出去的前幾天，他突然不想去了，家裡種的小稻要灌水了，再不灌水就要曬乾了，再加上想到要坐飛機，要在那麼多人面前講話，他害怕了。一連幾個晚上睡不著覺。他找到原告團秘書長王培根，說：“我不去了，換個人吧。”王培根說：“換人怎麼能來得及？田裡的小稻是你一家的生計，但訴訟是全村人的大事，哪個輕哪個重還想不清？”

王晉華出不起路費，錢是籌來的。就這樣他們從義烏轉到上海，從上海到東京，跟在王選身後，就像一群驚惶失措的小雞跟著母雞。

“平生第一次到法庭啊，緊張得就聽見自己的心怦怦跳！”在向法庭遞交完訴狀後，又到日本總理府內閣亞洲司外事審議室去請願。“當時我們要求出來接見的日本官兒向他們的首相橋本龍太郞表達我們的意見。我被允許講兩分鐘。在這兩分鐘裡，我要把我們村裡的整個受害情況說出來。王選在我身邊用眼神鼓勵我，有王選在我就不怕了，我知道就是我講錯了，她也不會翻譯出來。”

接著王選帶著他們到日本一些城市去演講，每到一處都是王選將他們崇山村的話翻譯成日語。

在日本六個城市的巡迴作證揭露中，王晉華感受到了日本兩種力量的對抗和角力。一部分人是承認歷史並願意作出承擔的。另一部分人是堅決不承認歷史的。在金澤，一個出了很多731部隊老兵的城市，王晉華在向日本市民揭露細菌戰暴行，有一些人就開著車放著高音喇叭來搗亂，喇叭的聲音壓倒了演講的聲音。

在另一個城市名古屋，一個六十多歲的人向王晉華跪下了，他舉著父親的穿著日軍軍裝的照片，向王晉華道歉。他的父親曾經在中國殺過人。兩種力量的較量讓王晉華明白了：中國人責任重大，這段歷史必須進行清算。

東京地方法院審理的第一階段是聽取原告代表對受害情況的陳述，這些戰爭的親歷者和遺屬們都六七十歲了，沒有文化，平時不但沒有上過法庭，有的人連遠門都沒有出過。讓他們在法庭上大膽地發出聲音，並且用準確的語言在規定時間內表達清楚，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有大量的陳述書需要寫，有大量的幫助、培養、訓練要做。王選希望中國農民在日本法庭上的形象是有理有據，條理清晰，沉穩而有智慧的。

2001年12月26日，法庭第27次開庭，也是一審最後一次開庭，王晉華又來到日本。這一次他被安排了十分鐘的法庭陳述。講稿是事先寫好的，他也反覆練了很多遍。

“法庭裡很靜，很嚴肅，真的是掉下一根針都能聽見，我的對面就是被告日本政府的代表。我要從座位上走下去，站到證人席上，做十分鐘的法庭陳述。”王晉華說，“我開始講話。我聽見自己的呼吸聲。我看到聽眾席上的人都很認真地聽我說。我的眼前出現了崇山村死氣沉沉連雞叫聲都絕了的情景，我想起小時候聽到鬼子這兩個字就心驚肉跳，聽到鬼子來了就躲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