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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為什麼整整沉默了半個世紀之久？當中國人試著向世界訴說的時候，才發現整個世界對這段悲慘歷史的淡忘和漠然，對於很多人來說那是一段早已過去的舊事，對於更多的人來說，細菌武器是一個陌生的詞彙，人們全然不知其中的殘酷和可怕。不僅僅是世界，還有中國人自己。除了那些戰爭親歷者和受害者，更多的人對於曾經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大黑暗，也所知甚少。

中國人需要向世界訴說，中國人需要讓世界傾聽，但是中國人怎麼才能讓世界傾聽？怎樣才能發出自己的聲音？

應該問問我們自己

2001年12月5日，王選帶領中國細菌戰受害者吳世根和731老兵筱塚良雄參加在香港舉辦的“日軍暴行見證會”。一次在報告會上，有人問日本律師：“如果我們的官司一審輸了，二審又輸了，我們還應該告嗎？”

王選一把搶過話筒：“這個問題不要問日本人，應該問我們中國人。中國是受難者，討不討公道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我們應該問問我們自己。很多人說這是一場永遠打不贏的官司，我說，輸贏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讓世界知道在人類文明史上曾經發生過什麼。有人說我們是弱勢群體，我問你，什麼叫強什麼叫弱？手裡有正義就是強大的，邪惡才是弱者，他們心虛才不敢出來認錯。”

中國20多個省受到細菌戰攻擊，100萬人死於細菌戰，這無論如何都是一個讓人動容的數字。但是相對於中國受難的情況來說，細菌戰受難者訴說的聲音還是太微弱，可以訴說的渠道還是太少。

世界抗日戰爭史實維護聯合會是個國際性的民間組織，由世界各地五十個草根基層團體聯合組成，成立於1994年，宗旨是儲存第二次世界大戰亞洲太平洋戰爭的歷史真相。

當王選知道了史維會時，就找到了史維會的電話號碼，將電話打到了美國：“我是王選，是中國細菌戰受害者，我們在和日本打細菌戰的官司。我們掌握大量日本細菌戰的證據，你們史維會開會，怎麼不叫上我們？”

就這樣，王選和史維會取得聯絡，為中國受害者在世界上發出聲音開啟了一條通道。

1998年10月12日至18日，史維會在多倫多召開第三屆大會，王選作為日軍細菌戰受害訴訟的中國原告代表參加大會，並就中國細菌戰受害和細菌戰訴訟作了報告。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聞黎明應邀參加了這次會議，這是他第一次認識王選。聞黎明說：

王選在這個會上並不是中心人物。當時對日民間索賠問題在北美的呼聲很高，但影響最大的是慰安婦。參加這次會議的有來自中國內地、臺灣和韓國的幾個慰安婦。另外一個亮點就是張純如和她寫的書《南京大屠殺》。

王選的個子很小，雙肩揹著一個大包，見了人就說細菌戰，不管別人愛不愛聽，說完了就從她的大包裡拿出材料分發，也不管別人要不要。有的材料是油印的，很簡陋。她用英語、日語、中文在眾多的陌生人裡自己介紹自己。

每見一個人她都毫不吝惜地重新說一遍，每一次講都很激動，充滿激情。她的語言能力使她無論什麼人都能說上話。

來參加史維會會議的有中國內地和臺灣兩岸政府人士，有來自美國、日本的和平人士，有戰爭的受害者，來自中國、韓國的慰安婦、勞工，還有受德國法西斯迫害的猶太人。會議涉及了兩岸三地，在有些問題上大家還有分歧，但對待歷史的大問題上大家都是一致的，都是從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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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需要向世界訴說（2）

1998年被看成是中日關係轉折的一個關鍵時期，這時中日關係從友善到出現了惡化的苗頭。

聞黎明說：“我們覺得這是一場沒有希望的訴訟。王選和中國的原告們在走一條沒有底的路，細菌戰訴訟開始已一年多，基本上是處於無依無靠孤軍奮戰的狀態。但他們自己不覺得。”

1998年，史維會邀請以土屋公獻為團長的“日本暴行見證報告團”前往多倫多、溫哥華、紐約、華盛頓、舊金山舉行報告會，王選帶著筱塚良雄等侵華老兵前往作證。

報告團從芝加哥進入美國時，王選帶著的日本老兵筱塚良雄、東史郞等被美國海關以不歡迎戰爭罪犯為由拒絕入境。雖然一再申訴他們來美國是揭露戰爭犯罪的證人，但還是不能入境。

王選在這次報告會上是一名演講者，也是一名組織者聯絡者，還是一名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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