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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憎恨日本侵略者，她每天都託人給家裡寫信，一個月的工錢幾乎都花在買郵票上了。《殘霧》第一幕開始，劉媽正在對洗家的人述說自己的不幸，洗太太已經聽她說過多遍了，制止她的叨嘮，劉媽說：“我是心裡真難受哇，太太！要不然我那能這麼貧嘴惡舌討人嫌！”這個出身於農家的女僕，樸實，真誠，她的語言雖極平常、明白，卻都從肺腑中來。而洗太太向劉媽述說自己的不幸，卻不象劉媽那樣，直說自己心裡如何難受，而是說：“你丟了家，我在家裡頭把家丟了！”洗太太是大學畢業而以作太太為業的，她“想獨立而無毅力，受壓迫又欲反抗”，她一方面是一個官僚家庭的闊太太，另一方面，由於丈夫喜新厭舊，冷眼相對，她又飽嘗了生活的苦頭。“我在家裡頭把家丟了”，她能講出這樣含意深刻的話，是符合她的文化教養的，也是和她眼前的不順心的生活處境十分合拍的。老舍說，《殘霧》“對話中有些地方頗具藝術性——不是闆闆的只支援故事的進行，而是時時露出一點機智來”（注：《閒話我的七個話劇》，《老舍生活與創作自述》。）。從上面所舉洗太太的語言中，即可見出《殘霧》語言機智的特點。

《殘霧》的演出，增強了老舍進行劇本創作的信心。一九四○年初，應回教救國協會的要求，老舍與劇作家宋之的合作，創作了四幕話劇《國家至上》。在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創作中，寫少數民族的作品是很少的，《國家至上》在抗戰的背景下，描寫回族同胞的生活，題材很新穎。劇本的思想內容，也有積極的現實意義。首先，它歌頌了回族人民的優秀品德。張老師勇敢、爽直的性格，黃子清豁達、恢宏的氣度，張孝英善良、美好的心靈，從不同的側面，體現了回族悠久的文化傳統，反映了回族人民可貴的、美好的品德。其次，表現了回漢合作，團結抗戰的重要性。這是劇本的主題。在漢族與少數民族雜居的地方，從來就有一個民族之間的團結合作的問題，在抗日戰爭時期，這個問題更具有尖銳性。《國家至上》透過回教老拳師張老師在團結抗戰一事上所經歷的曲折變化，宣傳了消除民族隔閡、宗教隔閡，團結一致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重大意義。這在當時，很有教育意義。正象一篇評論所說：“是的，我們只有加強團結，才能抵禦外侮；我們只有協心同力，才能爭取最後勝利！在‘國家至上’的原則下，個人間的私仇算了什麼？宗教間隔閡算了什麼？‘我們都是中國人’，這一句簡單而又平凡的話，卻深深地打動了每個人的心絃！”（注：廷斌：《■談——〈國家至上〉》，1940年4月7日《時事新報》。）

老舍將這個戲稱為“宣傳劇”，那時的“宣傳劇”自然都是宣傳抗戰的，但是《國家至上》和《放下你的鞭子》一類的“宣傳劇”又不相同，後者因適應街頭演出的需要，故事單純而集中，而且並不側重於塑造人物，只要能將人們的抗戰情緒鼓動起來，產生直接的宣傳教育效果，人物和故事是寧可失之於簡單的。《國家至上》則不然，儘管作者在動筆之前，就有明確的宣傳目的，但劇本並未將宣傳簡單化，作家既將劇本看作宣傳工具，又沒有忘記它是藝術。這突出的表現在，《國家至上》從生活矛盾出發，精心地組織了戲劇衝突，塑造了幾個有鮮明個性的人物形象，主人公張老師的性格就寫得很突出。這位“名馳冀魯”的回教老拳師，勇敢過人，“壯年時，曾獨立滅巨盜”，但他過於自信，易冒險。他嚴守教律，重義氣，但又固執偏狹，對自己的過失，他有時也能感到，但為“示個性之強”，寧可在“半夜裡蒙上頭哭一大場”，也決不會在行動上改過。他痛恨日寇，但他並不明瞭抗戰是全體民眾的事業，不認識團結合作抗戰的重要意義，甚至輕信了漢奸的挑撥。在和日寇的一次交戰中，他不顧別人的勸告，單獨搶先出擊，受了重傷。血的教訓使他醒悟了，臨終前發出了“回漢得合作”的感慨。作家從生活出發，比較成功地寫出了一個複雜的性格。從而也就能夠富有說服力地給人以啟示：抗戰是全民的事業，只有大家齊心協力，團結一致，才會有真正的力量，單憑個人的武藝與膽量，單靠個人冒險，是行不通的。

由於主題思想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人物刻劃也較為成功，《國家至上》寫成之後，曾在重慶、昆明、成都、大理、蘭州、西康、桂林、香港等地演出。“在重慶上演，由張瑞芳女士擔任女主角；回教的朋友們看過戲之後，甚至把她喚做‘我們的張瑞芳’了。”（注：《閒話我的七個話劇》。）可見它的演出效果是相當好的。

除《國家至上》以外，一九四○年，他還創作了四幕話劇《張自忠》和三幕話劇《面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