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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以主人翁的態度關心人民的新生政權。在老舍的作品中他是第一個出現的工人階級先進分子的藝術形象。解放初期，老舍在總結自己幾十年的創作經歷時曾經說，他過去的作品，描寫過勞苦大眾和受壓迫的人，他寫他們的悲苦和命運，一是出於同情，二是為了把自己心中的怒氣發洩出來，控訴和暴露舊時代的黑暗。由於時代和認識水平的侷限，他筆下的受壓迫的人，總是不敢革命，缺乏鬥爭性（注：見《毛主席給了我新的文藝生命》。）。如果說，老舍自己的總結是符合他的創作實際的話，那麼，趙老頭這個先進工人形象的出現，則標誌著老舍在毛澤東同志所指引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下，已經踏上了全新的創作征途，他所創造的豐富多彩的藝術形象的畫廊，從此，將增添新的內容，以更加耀人眼目的光彩，呈現於新中國的文藝園地。由於生活積累的侷限，在描繪新的英雄人物的時候，他的筆，也許還不那麼舒捲自如、遊刃有餘，但是，他的創作方向是正確的，他的藝術進取精神是可貴的。

劇中四個婦女的形象，也寫得性格清晰，真實感人。寡婦王大媽勤勞、善良，但思想守舊，膽小怕事。龍鬚溝之臭，人人厭惡，唯有她，安於現狀，毫無怨言。悲苦的生活命運和懦弱的性格，使她只能以“對付”、“將就”的辦法來適應客觀環境。她沒有反抗現實的力量，也不敢對生活有過多的要求。解放以後，她對新政府的信任，也有一個過程。修溝之前，測量隊來量地，她認為是“跑馬佔地”，新政府不向群眾要錢，而用公款修溝，她不相信世界上會有“那麼便宜的事”。信守“什麼事兒呀，都是眼見為真”的王大媽，最後也只有在事實面前才能轉變。作家不以簡單化的辦法寫她的轉變，而是寫了她的緩慢地、漸進地過程，這樣處理，符合人物性格發展的內在邏輯性。這是老舍所熟悉的人物，作家有豐富的生活積累作後盾，所以寫起來得心應手，人物也自然地顯得豐滿和富於生命。二春是王大媽的女兒，是一位熱情的、敢說敢幹的青年。她敏於接受新鮮事物，所以老是和思想守舊的媽媽發生衝突，這種衝突就成了展示人物性格的一種契機，二春的形象所以寫得鮮明，這是一個主要原因。丁四嫂嘴硬但心地很善良，程娘子勤勞，能吃苦，她們的形象也是鮮明的。

《龍鬚溝》既是寫事件的，又是寫人物的。在處理寫事件和寫人物的關係時，老舍一貫堅持“讓事件為人物服務”的原則，他說：“是寫入呢？還是寫事？我覺得，應該是表現足以代表時代精神的人物，而不是為了別的。一定要根據人物的需要來安排事件，事隨著人走；不要叫事件控制著人物。”（注：老舍：《人物、語言及其它》，《出口成章》。）他筆下的幾個人物，各有自己的性格特點，同時他們又以各自不同的遭遇，和臭溝發生聯絡，作家以人的變化反映溝的變化，就擺脫了寫事件過程的費力不討好的寫法，使他能夠騰出筆墨，去表現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面貌。這樣，人物血肉豐滿，有了生命，這個戲就站住了。龍鬚溝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鉅變，也就透過人物命運的變化，生動地顯示出來了。

對話是“人物自己應該說的語言”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任何形式的文學作品，表現生活的直接工具都是語言。但是文學體裁不同，語言的外表形態和作用，也就有很大的差異。小說的語言具有敘述性，作家可以以敘述人的身份與口吻，對客觀生活、對人物進行精確的描繪和恰如其分的介紹，戲劇則不同，尤其是話劇，它必須透過劇中人物的對話，再現生活的真實面貌和塑造舞臺形象。因而，寫劇本，對話是最要緊的，尤其是對人物性格的刻劃，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

《龍鬚溝》的語言，是性格化的語言。老舍說：“劇中人物的對話應該是人物自己應該說的語言，這就是性格化。”（注：《語言、人物、戲劇》，《出口成章》。）《龍鬚溝》裡的人物，都是北京的貧苦市民，老舍熟悉他們的生活，摸透了他們的心理，所以往往三言兩語，就能讓觀眾或讀者覺出人物的脾氣秉性，處世態度，甚至他們的經歷、教養等等，真正做到了他所主張的“話到人到”。請看第一幕中的一段對話：

趙老　有那群作官的，咱們永遠得住在臭溝旁邊。他媽的，你就說，全城到處有自來水，就是咱們這兒沒有！

大媽　就別抱怨啦，咱們有井水吃還不念佛？

四嫂　苦水呀，王大媽！

大媽　也不太苦，二性子！

二春　媽，您怎這麼會對付呢？

趙老頭經歷多，見識廣，對反動統治早就心懷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