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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以《戲劇語言》為題，作了長篇發言。這篇發言不光精闢地論述了戲劇語言問題，充滿了對於藝術創作的真知灼見，而且我們從中還可以覺察到老舍當時的興奮心情。他在發言中說：“朋友們，我們多麼幸福，能夠作毛澤東時代的劇作家！我們有責任提高語言，以今日的關漢卿、王實甫自許，精騖八極，心遊萬仞，使語言藝術發出異彩！”老舍熟悉舊北京的生活，他心中蓄存著很多這方面的題材，他意識到，黨的文藝政策的調整，為他寫熟悉的生活提供了條件，他不光要完成自傳體小說《正紅旗下》，還準備寫一部題為《康熙》的話劇，在舞臺上重現清朝這位最開明的君王的形象。

但是，就在《正紅旗下》動筆大約半年之後，即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形勢又發生了變化。“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範圍記憶體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發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以後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併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反黨野心家康生利用毛澤東同志對階級鬥爭形勢估計的失誤，對小說《劉志丹》下了毒手，製造了一起駭人聽聞的現代文字獄。緊接著，從一九六三年開始，康生、江青、張春橋等又在文藝界提出一系列“左”的口號，對電影《林家鋪子》、《北國江南》等發動了全國性的政治批判，這就使“左”的傾向迅速得到惡性發展。在這種形勢下，老舍只好擱筆，《正紅旗下》停寫了，孕育中的其他創作也只好打消。從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老舍的創作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低產期。“勞動模範”被迫停止了筆耕。四年的時間，他幾乎沒有發表一篇有份量的創作，自從二十年代《老張的哲學》問世以後，在老舍近四十年的創作生涯中，還未曾出現過這樣長達幾年的低產狀況！老舍是苦悶的，他感到迷惑不解。對於這位正直、熱情、忠於祖國和人民的作家來說，最大的痛苦，自然莫過於被剝奪了為人民而創作的權力。在苦悶、迷惘的同時，他仍然在追求，在探索。象《正紅旗下》這樣的題材不能寫了，但他又不甘於長期停筆，他決定去熟悉新的生活：下鄉。一九六四年春天，六十五歲高齡的老舍，帶著行李，來到北京市郊區密雲縣城關公社檀營大隊，在這裡住了約三個月的時間。同年秋天，他又轉到海淀區四季青公社門頭村大隊。一九六六年春天，他又到順義縣木林公社陳各莊大隊住了很長時間。在下鄉期間，他廣泛地走訪群眾，認真進行各種社會調查，做了大量的筆記。據說，光是養豬的技術細節，他就記了半個日記本（注：參看舒乙：《老舍與滿族文學》，《新文學論叢》1981年第1期。）。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老舍在下鄉期間所寫的唯一的一篇作品，是《陳各莊上養豬多》（注：《北京文藝》1966年第4期。）。這是一段快板，約一百三十餘行。由題目即可看出，這是一篇通俗的宣傳材料。它主要講大力發展養豬的好處與經驗。陳各莊原來是一個窮村子，“不是旱，就是澇，大大小小總把饑荒鬧”，解放後大力發展養豬事業，既改變了土地的肥力，又增加了農民的收入。作者寫道：“多養豬，果然好，片片田園都把肥吃飽。田有肥，魚得水，莊稼樣樣長得美。”老舍對社會主義農村的讚美是真摯的。從藝術創作上講，這一篇快板不值得重視，但是它在老舍一生的創作經歷中，卻具有特殊性。它很可能是老舍留給人間的最後一篇文藝創作。老舍一生倡導通俗文藝，從抗日戰爭時期開始，寫作鼓詞、相聲等曲藝作品，建國以後，他又和趙樹理同志一道主編曲藝刊物《說說唱唱》，兩個人志同道合，為發展我國社會主義曲藝事業，做出了重大的貢獻。《陳各莊上養豬多》是老舍晚年在時代風潮的推動下，付出很大代價去熟悉農村生活所換取的唯一結果。我們為他未能如願以償地描寫自己熟悉的生活而惋惜，同時我們又為他晚年仍致力於曲藝寫作而感動。一個修養有素的老作家，時刻不忘為群眾服務，這是多麼可貴的精神！

從一九六六年春天起，形勢越來越緊張。開始於一九六五年底的對吳晗同志的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政治批判，很快波及全國。這年二月，林彪和江青合謀炮製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全盤否定建國以來黨領導文藝的偉大成就，丟擲了所謂“文藝黑線專政”論。四月，對《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的批判開始，由吳晗而鄧拓，由鄧拓而北京市委，步步升級。到了一九六六年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