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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制度極端殘忍、極端黑暗的本質。作品結尾小趙被丁二爺掐死，是有象徵意味的，說明人民群眾終有一天不堪忍受這種形同地獄的生活，鋌而走險，儘管這種個人暗殺手段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當然，《離婚》的主要成就，是以批判的態度解剖了市民的庸人性格和庸人哲學。

張大哥是作品刻劃的市民性格和庸人哲學的典型代表。他是財政所的一名科員，他在財政所“多數的日子是沒公事可辦，而沒有一天缺乏婚事的設計與經營”，他熱心地為人說媒，這幾乎成了他第一職業，他從中享受到一種生活的樂趣。“無論社會有什麼樣的變動，他老有事作；而且一進到這個機關裡，馬上成為最得人的張大哥。”他是“地獄中最安分的笑臉鬼”，他的哲學是“折中”：“走極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頭的。張大哥最不喜歡摔跟頭。他的衣裳，帽子，手套，菸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過半年多，而頑固老還要思索三兩個月才敢用的時候的樣式與風格。”他的“生命觀”是舒服，“肚子裡有油水，生命才有意義”。他是毫無苦悶的人，他的“每根毫毛都是合著社會的意思長的”。他是已經同灰色生活化為一體，而又以消極的人生哲學腐蝕他人的一個庸人、京油子。

老邱被稱為“苦悶的象徵”。他區別於老張的地方是自知已陷入庸俗而不能自拔。他曾經痛苦地自白：“生命入了圈，和野鳥入了籠，一樣的沒意思。我少年的時候是個野驢；中年，結了婚，作了事，變成個賊鬼溜滑的皮驢；將來，拉到德勝門外，大鍋煮，賣驢肉。我不會再跳出圈外，誰也不能。我現在是冷一會熱一會，熱的時候只能發點小性，冷的時候請客陪情：發瘧子的生活。沒辦法。我不甘心作個小官僚，我不甘心做個好丈夫，可是不作這個作什麼去呢？”他有苦悶，然而也僅止於苦悶，最後仍然是妥協、敷衍。

老李在書中是個使人同情的人物。他也是財政所的科員，然而他有理想，有熱情；曾經試圖衝出灰色生活的重圍，由於複雜的主客觀原因終於以失敗告終。作品的主要情節是圍繞著他的活動展開的。他把鄉下的妻子接到北平，雖非別人勉強，卻也是無可奈何，他對妻子並無感情，只是聊盡一種義務；在精神上他時時感到孤寂，心裡嚮往著“詩意”的生活，夢幻著一位志同道合的愛人。但是，他缺少行動的勇氣和決斷，到頭來只好同眼前的生活敷衍。天真被捕入獄，他感激張大哥平日的關心，決心把自己“押給”小趙，以救出天真。然而無濟於事，反倒叫小趙訛詐去二百五十塊錢。他厭惡財政所的一片灰色，他看出小趙的卑劣和無恥，他試圖反抗一下，結果卻不能改變這種局面的一分一毫，他失望了：“張家的事，想管，可是不起勁，隨便，大家都在地獄裡，誰也救不了誰。”後來，天真被丁二爺救出，張大哥復職，財政所的生活仍然同灰色的河流一樣緩慢地流動，景象是越來越黑暗，他只好走辭職一條路，攜同妻兒回到了故鄉。他實際上是一個在灰色生活面前的戰敗者。

老李的性格帶有某種悲劇色彩。這種悲劇色彩並不是來源於崇高的品格對惡濁社會的堅毅的抗爭，而是來源於善良的、柔弱的心腸對於醜惡的無可如何的妥協和退讓。不錯，他有理想，然而卻不能堅持地加以實行，他也試圖抗爭，卻終於陷入敷衍和苟安。他的性格在讀者心裡引起的是浩嘆和惋惜。

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敷衍、怯懦和折中，是《離婚》中許多人物性格的基本色調。小趙是個例外，其它如張大哥、老李、老邱、天真等，雖然生活遭遇有不同，個性特徵有差異，然而在怯懦這一點上卻是共同的。張大哥的怯懦常常表現為“退一步想”：他替老李張羅租房，相中的房子中，有的雨天漏水，然而他卻很滿意。他的“理論”是：漏水的房子每月可以省二元房租，這樣也就可以同“下雨在屋裡打傘的勞苦相抵”，“況且漏水與漏屋還相距甚遠，不必過慮。”多少尖銳的矛盾，就在這種“退一步想”中模糊了。同為怯懦，老李的表現有時是“折中”。他對革命，未始沒有嚮往，但是又認為“近於破壞”；雖然“極看不起社會上的一切”，卻又覺得流血“太不近人情”。在更多的情況下老李的怯懦表現為一種被動的屈從：“什麼事都由著別人，自己就沒個主張？穿衣服、結婚、接家眷，生，死，都聽別人的。連和太太吵幾句都不敢。”作品以豐富的細節，充分而深刻地展示了這些男女的消極的市民意識，展示了這種市民意識的可憐、可笑、可悲。

作品深刻地表現了這種怯懦的庸人性格以及庸人哲學形成的社會原因。這一方面是由於國民黨反動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