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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筆墨下面隱含著嬉笑怒罵的內容，在嬉笑怒罵之中，又流露著作者莫可如何的酸楚。

早期作品中的諷刺與幽默，也有處理不當的地方。在某些筆法上，“描寫失之張皇，時或傷於溢惡”，辭氣浮露，不夠蘊藉，影響了諷刺的感染力。對於這一點作家早有所察覺。他說：“我初寫小說，只為寫著玩，並不懂得何為技巧，哪叫控制，我信口開河，抓住一點，死不放手，誇大了還要誇大，而且津津自喜，以為自己的筆下跳脫暢肆。討厭？當然的。”（注：《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如果諷刺只引起笑而不促使讀者深思，或者一味誇張而使讀者產生疑竇，不能算做好的諷刺。小說中寫老張為節省家中的茶水，以致選擇沿護城河的路走，以便邊走邊喝，即是誇張失度之一例。誇張而不過火，幽默力避油滑，這在老舍前兩部作品中還是未能解決好的一個課題。

第四章 對“破碎也還可愛的中國”的沉思——《二馬》

《二馬》是老舍客居倫敦時寫作的最後一個長篇。最初由《小說月報》第二十卷第五號（一九二九年五月）開始連載，同年第二十卷第十二號續完。《老張的哲學》和《趙子曰》描述的是軍閥統治下北平市民群眾以及青年學生的生活景況，比較著重於揭露軍閥統治的罪惡現實；《二馬》則把視線轉向了帝國主義對於中國人民的欺壓和凌辱。《二馬》的中心，是描述馬則仁、馬威父子在倫敦經營古玩店時的生活和遭遇，就中也就揭露了帝國主義的種族歧視和金錢主宰一切的現實，特別是深入描述了由於祖國的衰弱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痛苦和屈辱，表現了作者深沉的愛國主義精神；作品還在對比中探索了中國人民愚弱的“國民性”問題。

《二馬》是以作者在異邦的親身感受為基礎寫成的。流動於作品中的作者的感情是悲愴而又激憤的。做為一個備受帝國主義欺凌的弱國的學者，目睹中國人在倫敦的非人的境遇以及所受到的侮辱，引起他感情上的痛苦，是極自然的。他渴望中國富強、強大；渴望中國人堅毅、有為。在《二馬》中，有時甚至於直接訴諸議論的文字，表述他深廣的憂思和痛苦：

二十世紀的“人”是與“國家”相對待的：強國的人是“人”，弱國的呢？狗！

中國是個弱國，中國“人”呢？是——！

中國人！你們該睜開眼看一看了，到了該睜眼的時候了！你們該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板的時候了！——除非你們願意永遠當狗！

痛苦的感受、熱切的期望、深沉的思索，這一切交織為《二馬》的基本內容。《二馬》，這是一個愛國者唱出的一首哀歌。

作者不無痛苦地描述了馬則仁、馬威父子在倫敦所受到的歧視和侮慢。這種民族歧視是滲透於生活的各個方面，無處不在的。他們父子倆租住溫都寡婦的房間，在第一天早飯的飯桌上溫都寡婦的女兒瑪力就在心裡嘲罵馬威了：“不光是英國男子能打你們這群找揍的貨，女英雄也能把你打一溜跟頭！心裡也同時想到她的朋友約翰：約翰在上海不定多麼出鋒頭呢！”後來，馬則仁同溫都寡婦相處很好。兩個人都有意結婚，但是民族歧視的傳統觀念使溫都寡婦不敢應承。這種民族歧視已經到了荒唐的地步：因為溫都太太租房給馬則仁父子，她的一些親戚好友就再不願同她來往；設若她同馬則仁結婚，那麼女兒瑪力就會找不到戀人，“一個年青氣壯的小夥子愛上她，一聽說她有個中國繼父，要命他也不娶她。”馬威後來單戀瑪力，瑪力拒絕馬威的愛情，也是因為他是一箇中國人。

這種身處異邦遭人侮慢的處境，是任何一個具有愛國心的人所不能忍受的。但是，老舍寫作《二馬》並不是單單為了描述這種民族歧視所給予人精神的威壓；他的構思的重點是，在民族歧視的背景下，尖銳地提出如何振興中華的問題。作家由激憤轉入緊張的探索：這一切是怎樣造成的？為使中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應當怎麼辦？對於這個問題的全面而正確的回答自然是老舍不能勝任的，他只能從自己的觀察和思索入手，儘可能提出一個在當時條件下他可能提出的答案。這已經難能可貴了。

《二馬》表述了這樣的思想：必須自強，然後才能同其它民族講平等。“當國家亂的時候，沒人跟你表同情。你就是把嘴說破了，告訴英國人，法國人，日本人：‘我們是古國，古國變新了是不容易的，你們應當跟我們表同情呀，不應當借火打劫呀！’這不是白饒嗎！人家看你弱就欺侮你，看你起革命就譏笑你，國與國的關係本來是你死我活的事。除非你們自己把國變好了，變強了，沒人看得起你，沒人跟你講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