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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於是請出一位李子榮來作補充。”（注：《我怎樣寫〈二馬〉》。）

《二馬》也廣泛地描述了英國市民的日常生活，勾畫了一些英國人的剪影。這裡有心地善良然而被囿於民族偏見的束縛之中不能自拔的溫都寡婦，有呼中國人為“老狗”、滿腦袋浸透侵略意識的鉅商亞歷山大，也有在戰後開始懷疑帝國主義政策，同情中國人民命運，思想上獨立不羈的凱薩林姑娘，等等。對於英國上層資產階級的生活，也有一定的接觸，西門爵士和西門太太為給“貓狗醫院”募捐，家裡請客、跳舞，一個晚上可以花幾百鎊；對於“金錢萬能”的醜惡現象，也做了生動而辛辣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作家並沒有把英國人民同英國帝國主義者等同起來，他是有分析的。英國做為帝國主義的一面，英國的一些人歧視中國人以及信守“金錢萬能”哲學的一面，作家在感情上是憎惡的；但是，對於英帝國主義高度發展的科學文化事業，對於建築在物質基礎之上的雄厚的國力，對於英國人的求實態度和愛國心（雖然帶有嚴重的民族偏見），作家又採取了肯定的態度。這種態度同作家自己愛國主義的感情是有密切關係的。作家苦苦思索振興中華的道路，而在英國所見的事事物物，無一不觸動他這種思索的“神經”，他希望從英國有所取法，是很自然的事。他曾借凱薩林之口，說出如下的話：“拿兩國不同的地方比較一下，往往可以得到一個很明確妥當的結論。”（注：《老舍文集》第一卷第489頁。）

不妨這樣認為：比較兩個國家人民的民族性，是《二馬》內容的核心。作家談及創作這部長篇的動機，曾經說過：“寫這本東西的動機不是由於某人某事的值得一寫，而是在比較中國人與英國人的不同處，所以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著些什麼；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們的個性，可是我更注意他們所代表的民族性。”（注：《我怎樣寫〈二馬〉》。）這種比較，是作家在當時條件下探索中國命運的一個重要嘗試。他透過對老一輩如馬則仁型的中國人的觀察，看清了“病症”所在，而希望用英國人民族性中值得肯定的東西加以“療救”，“療救”之法是重新鑄造一種嶄新的民族性格。“個人的私事，如戀愛，如孝悌，都可以不管，自要能有益於國家，什麼都可以放在一旁。這就是馬威所要代表的。”（注：《我怎樣寫〈二馬〉》。）作家還覺得馬威不夠堅毅和務實，於是以李子榮加以補充。所以，不妨這樣進一步的思考：《二馬》構思的側重點不僅在於比較中國人同英國人民族性之不同，更重要的是透過這種比較，否定馬則仁，肯定馬威和李子榮，為民族的復興和中國的富強指出一條道路。

自然，在今天看來，這種比較並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中國所以貧弱的根本原因。馬則仁愚弱性格的階級根源是商業資產階級和封建士大夫階級的軟弱性、腐朽性；中國人民所以被帝國主義任意欺凌，主要是由於封建統治階級的專制主義和投降主義的罪惡以及生產力的低下，人民群眾的愚弱和散漫狀態只是一個現象。病根不除，病症是難於得到根本療治的。馬威即使富有強烈的“國家主義的觀念”，如果不參加當時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軍閥為目的的革命運動，也只能是一種徒然的義憤；李子榮夢想以個人苦幹創一番事業，他走的其實不過是實業救國的道路，在帝國主義壟斷中國經濟命脈的情況下，他的一切宏圖大計到頭來都只能變成一紙空文。

我們不應該苛責老舍。在倫敦，寫作《二馬》的時候，他雖然十分關注國內的革命軍北伐，但是他並“沒親眼看見血與肉的犧牲，沒有聽見槍炮的響聲”。因為這個原因，他“不明白”“國內青年們的思想”。這種情況必然反映到創作上來。在老舍所肯定的青年形象身上時代感不強，性格中包容的歷史內容不夠充實，同他自己“遠遠的立在一旁”，（注：《我怎樣寫〈二馬〉》。）沒機會參加實際的革命鬥爭是不無關係的。

《二馬》在藝術上有了長足進步。描述更加細膩，語言更趨於純淨、凝鍊，結構上力圖在單純中求變化。他在藝術上是日漸成熟了。

第五章在新加坡（一九二九——一九三Ｏ）

“思想猛的前進了好幾丈”

老舍離開倫敦以後，在德意法等國做了短期逗留，大部分時間（約三個月）在巴黎。他本想“以巴黎為背景續成《二馬》的後半”，但由於時間迫促，未能如願。大約在一九二九年冬初，他取道新加坡回國。他之取道新加坡，那原因據他講，一者是路費發生問題，“錢只夠到新加坡的”（注：《我怎樣寫〈小坡的生日〉》，《老舍生活與創作自述》。）；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