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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事實，即：法西斯主義並非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產生，而在當時只是在一群國家裡居於統治地位，而且是踩著另外一些國家爬上去的。“左’順路線不是從聯合起來反對最兇惡敵人法西斯著想，而是仍然一味避免同任何一種舊的力量打交道——即使是敵人的敵人也不例外。它全不考慮在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共同鬥爭中聯合各種不同的國內和國際力量（包括一些政府）。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到1935年才改取正確的方向，其正確性在後來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現實所證明。但在此之前，“左”傾宗派主義繼續加深蘇聯和各地革命力量的孤立狀態。在中國，在紅色區域（農村地區），毛澤東採取了更適合時代的策略並取得軍事、政治和社會各方面的良好效果。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城市，中共領導下的各種組織在以日本為主要敵人的明確認識的基礎上發展起來（其中有宋慶齡等人主持的“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但在中共中央（當時仍在上海並處於地下狀態），佔統治地位仍是那些“不可更改的”古老教條，並且直到付出了重大代價之後才得以放棄。

一個例子就是拒絕同抗日的十九路軍合作的決定。十九路軍在1933年底反抗蔣介石迫使他們進行反共內戰的命令，在福建建立了一個反蔣的“人民革命政府”。中共除同意停火建議外，拒絕與之進行任何形式的合作。他們把福建同蔣之間的爭執看成純粹是國民黨軍閥之間的爭執，而所有國民黨軍閥都是一丘之貉。這一政策使福建政府陷於孤立，很快在蔣的打擊下瓦解，同時也使中共因失去一個盟友而遭削弱。

不幸的是，宋慶齡也被誤導而響應了這一“左”傾立場。她在1933年11月21日發表了下列宣告：“一切報紙所載，餘與最近福建變動有關，及更荒謬的傳餘已赴閩垣，諸種無稽訊息，均系對餘愚笨而又惡意的中傷。（國民黨政客軍閥間之所有爭吵均只能增重對全國民眾的壓迫與痛苦。南京與福建之間或彼等與國內其他軍閥之間並無重要的政治差異。不論用何種漂亮言詞以吸引大眾支援，唯一的問題就是爭權奪利。）餘鄭重宣告，餘與任何軍閥政客集團，不論現在抑或將來，絕不會發生任何關係。餘之立場，始終不變。（即不可改變地、不妥協地反對所有這些集團。革命群眾的利益同國民黨和南京、福建及各地軍閥的利益是截然相反的。因此，我不可能有其他的選擇。）”①

①據《宋慶齡年譜》，第91頁。括弧內補充部分系據英文《中國網》（上海，1933年11月30日一期）由本書譯者譯出。

宋慶齡瞭解十九路軍和它的領導人，所以這些全盤否定的譴責之辭很難說出於她的真心。一年前在淞滬抗戰時，宋曾稱這是一支民族革命的軍隊。軍長蔡廷鍇是福建政府的重要成員，宋的老同事陳友仁是外交部長。在政治上，它確實同蔣介石是不同的，儘管不像中國共產黨那樣截然相反，兩者之間的差別是很重大的。它要求對日抗戰、停止反共內戰、尊重民權，並且宣佈要把土地平均分給農民（儘管沒有實行）。

關於這段時期中共同宋慶齡的關係及其發展，還有以下一些情況。①

①見唐寶林若《1927年至1937年間宋慶齡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載《黨史通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出版，1987年第5期，第13—21頁。除別有註明者外，關於這個問題的材料都根據這篇文章。

當時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在中央佔了統治地位；整個“共產國際”都是如此，不過有時王明比“國際”“左”得還厲害。日本1932時進犯上海前不久，他主張“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作為全國革命勝利的輕而易舉的序曲。在反帝鬥爭中，推翻蔣介石被看作是第一步。所以在淞滬抗戰中雖然支援了十九路軍，但卻被認為是爭取士兵（與軍官相對立）進行社會革命的機會。實際上，以王明為首的領導把宋慶齡和十九路軍將領都看成是“中間派”——而所有“中間派”都是最危險的，因為他們表現進步，最具“欺騙性”。有一段時期，他們禁止同宋慶齡及反蔣將領（如再度同蔣分手的馮玉祥將軍）有任何接觸。①

①見劉曉著《十年內戰初期中共江蘇省委領導下的一些鬥爭》，載《黨史資料叢刊》，1982年第1輯。

這種“左”傾路線在較低層次也有表現，如前面提到的陪同宋慶齡回國奔母喪的女青年胡蘭畦在再返回柏林時，卻被共產黨組織實際上開除了。若干年後在複查時才知道，當時她被誣控了多項罪名，其中主要一條就是她護送“國民黨大官”（指宋慶齡）回國，儘管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