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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工作了二十多年。）周恩來建議宋慶齡同陳討論如何同英國和西歐的進步團體建立聯絡，以有助於她的救濟工作的開展：

“在現在美帝國主義獨佔資本企圖獨佔世界的局勢下，中英兩國人民的合作，其重要性已不亞於中美兩國人民的合作，甚至英政府中的左派（戰後英政府在工黨手中）我們也必須努力與之合作，以孤立英國政府中專門追隨美帝國主義的反動分子，同時也就是孤立美帝國主義分子。”

這些前景和原則對於明確宋在上海開展救濟及其他工作的方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八）給尼赫魯的信

她除了同歐美的友人保持聯絡，還同印度的尼赫魯恢復了通訊。最近發現了一封她在1947年6月16日寫給尼赫魯的信（複寫件）①。當時，中國正在重新進行全面內戰；印度則在經歷獨立前的陣痛，包括印巴分治和民族騷亂的流血事件。她在信中表現出她那種既保持清醒又滿懷信心的一貫態度。她的信上說：

①信的全文發表在《人民日報》1983年3月2日。輯入《周恩來書信選集》，第364—365頁。

“我同意你的看法，我們兩國都正面臨著動盪的時代。這是一種迅速的一浪加一浪的衝擊。……這也許是一種鍛鍊的過程。經過這樣的鍛鍊，我們兩國人民將會對他們在未來文明中的使命得到更好的認識並具備嶄新的精神。”“就我而言，我對人民所固有的正義性將永不失去信心。我在各次歷史演變中一再看到人民被剝奪了生活中重要的東西。我也承認，人民受壓迫的時間是漫長的，而他們享受自由的時間卻往往是稍縱即逝。但是，我也親眼目睹這些人民如何為爭取光明、爭取政治和經濟自由而進行鬥爭。他們在忍受壓迫時、在爭取勝利時所顯示出來的力量使我感到由衷的讚佩……並使我認識到，沒有一種勢力——不論是天意還是人願——都將無法阻擋他們的興起……”

這封信是回覆尼赫魯託人帶來的一封信的，來信可能已散失，但從當時的時局和她回信的語氣來看，尼赫魯在信中流露出他很需要鼓勵。

同她一貫的作風一樣，她在回信中說了這些一般的和長期的看法之後，接著就很快地轉到實際的、眼前的事情；“過去你曾為支援國際和平醫院發揮過作用。如果你能同樣關心我們的托幼事業、作家和藝術家福利基金，以至我們在上海為貧苦兒童進行識字教育的工作，我們將很感激。”

下面，她又回到大事上來；

“我期待著在下一時期我們這兩個偉大的國家可能進行合作。訪問印度仍然是我的一個念念不忘的心願。命運將如何安排，我不知道，但我將繼續期望著這樣的時間和機遇的到來。”

機遇確將到來，但這幾乎是在十年之後——那時她是新中國的副主席，而尼赫魯則已成為印度的總理。

（九）建立反對內戰和蔣介石獨裁的統一戰線

在國內，宋慶齡致力於建立反對內戰及內戰發動者蔣介石的統一戰線。為此，她不但發表言論，還進行各種政治的和個人的活動。

有意思的是，她在為爭取前瞻性的團結和反對分裂的鬥爭中往往採取兩種不同的方法——有時參與國民黨的活動，有時則又加以抵制。1925—1927年，當國民黨和共產黨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而攜手並進時，她積極參加國民黨的活動。1927年後，蔣介石分裂統一戰線、發動內戰，她就不再過問國民黨的任何事情。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夕，當國民黨內部有跡象顯示從內戰向團結抗日轉變時，她參加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次會議，這是十年來第一次。現在，國民黨又回覆到在外國支援下進行內戰（這一次是在美國的贊助之下）的老路上去，她也再次恢復了抵制。1946年，蔣介石為了使他的政權及政策披上合法外衣，宣佈年末召開“國民大會”並操縱“國大代表”的選舉，她既拒絕候選，也拒絕參加。

與此同時，她加強了同所有在新形勢下仍反對內戰的人的團結。她的宣言和聯絡工作無疑地大大幫助了這方面的政治力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個新的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成立，它的成員都是國民黨的一些知名人士。

在“中間道路”的政團決定不參加蔣介石的“國大”以後，蔣政府就在1947年10月27日明令解散民主同盟——它是這些政團中最有影響的一個，成員主要為知識分子，在戰時就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及分裂內戰的趨向。但強行解散民盟的結果與蔣政府的願望正相反。它使那些即使還處於“中立”狀態的知識分子也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