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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繼承了。

其次，她學習到了孫中山本人善於學習的精神以及他在十月革命後的形勢中為確定國際上的革命盟友作出了選擇。她終生維護十月革命，即使是在同蘇聯當前的作法產生尖銳的意見分歧的情況之下。

第三，她學習到了孫中山對革命行動的始終如一的信心，而不信自由主義的政治手腕，即使他的國際上的革命盟友也贊成這樣幹。

第四，她從孫中山那裡學習到在革命需要的時候就直言不諱。

在此期間，在革命內部正在開始一種程序，以彌補兩個致命的弱點，即缺乏一個真正有鐵的紀律的、能把覺悟了的群眾組織起來的革命黨以及由這個黨建立的、作為黨的先鋒的革命軍隊。

（二）同李大釗的交誼

在幾個月之前，也是在莫里哀路29號這間幽靜的、四壁書櫥環繞的書齋裡，宋慶齡聆聽了另一次開創歷史的談話——孫中山同中國共產黨一位創始人李大釗（守常）（1889—1928）之間的談話。孫氏夫婦從陳炯明的叛變和謀害行動中脫險之後所進行的這次談話，標誌著孫中山在這次苦痛和危險的經歷之後繼續探索著使革命前進的道路。

在中國的有學問的知識分子中，李大釗是一個不平常的人。他不是書香門第出身，而是道地的北方農家子弟。他的體格也不像那種弱不禁風的文人，而是非常魁梧結實。他說話都經過深思熟慮並極富啟發性。在孫中山流亡日本時的中國留學生中，他在政治上也許是跑在最前面的，此後不久就在俄國革命的影響下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之一。回國後，他是五四運動的啟發者和領頭人。他年僅30歲就在北京大學任歷史學、經濟學和社會學教授和圖書館館長，並主編中國最先進的、最有影響的月刊《新青年》。他不是關在書齋中的理論家，他同學生們一道走上街頭，後來又組織和領導新生的中國共產黨（特別是在華北）。

在外貌和衣著上，李大釗完完全全是中國式的——他喜歡穿中國傳統的長袍馬褂，而不是像他的許多同輩那樣愛穿西裝以示進步；他留著兩端下垂的中國學者式的鬍鬚。但他精通日文和英文，並通曉世界事務。他教過的學生們記得，他常要求他們把書本上學到的馬克思主義用來分析土耳其、埃及和印度等這樣一些國家的時局。他的教學法也是非正統的——他常在星期天教課，不是在教室裡講授，而是在北大圖書館他的辦公室裡同學生們進行蘇格拉底式的對話。①

①蘇格拉底（約公元前470一前399年），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為古希臘三大哲人。他一生好談論而無著作，關於他的人格和學說，主要見於柏拉圖的《對話錄》和色諾芬尼的《回憶錄》。——譯者

李大釗與孫中山討論了國民黨如何與共產黨合作的問題。（這個問題是第三國際提出來的，孫曾與外國的共產黨人談過，但還沒有與中共領導人談過。）李雖然比孫年輕20多歲，但很快贏得了孫的敬重。宋慶齡後來回憶道，孫同李的談話常常一直談到吃飯的時候，就臨時留他在家便飯，飯後又繼續談很長時間。

如果說孫一越飛的談話在國際上有重要性，那麼孫一李的談話在國內的重要性就更大了，因為他們談到中國本身的社會階級、革命力量和各種思路。

在孫中山的書房裡，李大釗成為以個人身份同時參加國民黨的第一個共產黨人——這種做法後來變得很普通了。李的介紹人是一個資深的國民黨員張繼（他一點也不左）。

此後，還有許多共產黨人來會晤孫中山和國民黨其他重要人物，有時來的人多了，屋子裡容納不下，他們就到屋前草坪上談話。

宋慶齡想要更多地瞭解馬克思主義，曾寫信給在北京的李大釗，請他寄一本他認為較好的版本布哈林的《歷史唯物主義》英文版。李選寄了一本。這是他在1927年因為自己的政治信仰而被奉系軍閥張作霖送上絞刑架之前所做的最後幾件事之一。這位傑出的學者和革命家犧牲時才38歲。同李一樣，瞿秋白是在1935年由蔣介石下令殺害的。張太雷則是1927年在國民黨右翼鎮壓著名的“廣州公社”時戰死的。

到莫里哀路孫宅書房裡去的不止是政治領袖人物。有一篇回憶錄說，1923年孫中山在這裡會見北京大學學生代表、四個“熱血青年”。他們彙報了北大學生抗議北洋軍閥政府委派他們的小爪牙、一個不學無術的人當教育總長，這是“侮辱教育界”。孫勸告他們要把眼光看到這個可惡的總長的主子——軍閥，以及這個主子的“後臺老闆帝國主義列強”。“你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