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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拿中國嫌疑犯，本是很簡單的事兒，純屬內政。但是亞羅號的曖昧身份，使得這事兒空前複雜起來：

第一，這船是個綠殼船，與中國傳統的沙船外形不同，單從外形上看，屬歐式船隻。

第二，這船的船主最初是中國人蘇亞成，1854年8月7日，他透過丹麥駐香港領事，用一千元購得一紙香港執照。

五口通商之後，相關航線上海盜蜂起。中國的漁民、船民，甚至農民，生計不好的，都改行做海盜了。據說，這既是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水師無能導致的；也是1939年以來鴉片走私的猖獗刺激的；更是民眾對政府表示不滿的一種方式。海盜興起了，中國政府無力解決，產生兩個結果：一是護航制度產生，比如葡萄牙商人一度壟斷寧波方面的護航業務；二是給予私人船隻外國國旗保護的制度。關於後者，我們不得不承認，不管是海盜，還是中國水師，甚至是中國的叛亂義軍，都對外國的國旗表示敬畏。西方公認，清國軍隊的搶劫行為並不亞於強盜，即使不搶劫，搞正常執法，他們也不敢隨便截攔掛外國小旗的船隻亂開罰單的。總之，一紙香港執照，背後包含有諸多政治與經濟便宜。於是，中國商船與香港方面就達成了雙贏局面：一方掏錢，一方收錢；掏錢的買安全，收錢的提供保護。

第三，船主雖然是中國人，但僱傭的船長卻是外國人，名叫亞羅。亞羅號之名由此而來。按馬士的解釋，僱用一個外國船長，乃是〃供給東方的勇敢在行動時所需要的西方的紀律與熱誠〃。我覺得這不是主要的一面，主要的一面應該是，船上立個外國佬，不管是對中國的官方強盜還是民間強盜，威懾力度都會更大。

第四，這船被海盜搶走，後來又被民團拿獲。民團把它轉賣給廣州一家公司，公司花錢修理後開到香港，賣給了另一箇中國人方亞明。方亞明以自己的名字在香港註冊此船，取得了1855年9月27日至1856年9月27日的營業執照。他僱傭一個名叫托馬斯·肯尼迪的英國人做船長，這樣，拿著香港執照，僱傭英國人做船長，船頭掛米字旗，亞羅號就儼然英國船了，理論上享受英國政府的保護。

第五，按亞羅號在香港的註冊日期，1856年9月27日之後，它的香港執照就要失效了。但是按照香港的法令，船舶執照有效期一到，可申請換髮，只要於期滿前一星期將登記證呈驗即可。如果登記的船在海上，那麼可延展到它返回香港的時候。事實上這一條執行得有些混亂，有些船隻期滿一年半載了，都沒有重新註冊去，照樣掛著外國小旗忽悠來忽悠去。本來就是唬人的，所以能唬就行，重新註冊不得交費嘛，所以大家能拖就拖。

問題是中國千總梁國定沒想那麼多，聽人舉報，亞羅號上有水手是匪，就直接登船去捉拿了。船長肯尼迪制止他拿匪，不成，遂向廈門領事兼廣州代辦領事巴夏禮報案。巴夏禮一聽，認為中國官員太荒唐：第一，這船是在香港註冊的，理論上是英國船，享受英國保護；第二，即使船上有中國嫌犯，按照中英《虎門條約》，華官也得照會英官，不能隨便捉拿。於是他跑到事發地，要求梁國定按條約執行，把嫌犯帶到領事館去審訊，審訊確實後由英方引渡給中國。梁國定拒絕了，估計沒有背過中英《虎門條約》的條文。雙方爭執間，巴夏禮捱了梁國定手下人一個嘴巴子。就這麼一個嘴巴子，戰爭的陰雲籠罩到廣州上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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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節：亞羅號事件，巴夏禮惱了（2）

巴夏禮被蔣孟引先生稱作〃三個促使戰爭爆發的人〃之一。這種說法對錯各半。沒有巴夏禮，第二次鴉片戰爭也會發生；有了巴夏禮，戰爭發生的細節就具有了巴氏風格。

巴夏禮，1841年，13歲的他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澳門謀生，依靠兩個姐姐生活。14歲時，由於會了一點中國話而做了子承父業的英國翻譯小馬禮遜的童僕。小馬禮遜很喜歡小巴夏禮，中英談判中，把他介紹給了中國欽差耆英。耆英也非常喜歡巴夏禮。按巴夏禮自己的說法，耆英喜歡他的規矩，並且給他糖果吃。說真的，看到這麼一個小中國通，一口流利的中文，任誰也會喜歡他的。甚至有傳言，比如當時廣東南海縣令華廷傑就說巴夏禮是耆英的乾兒子。

這個傳言我們就不要採信了，耆英已經跟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的侵華全權公使璞鼎查做了乾親家，給人家兒子做了乾爹，再給巴夏禮做乾爹，人家耆英一世清名就全完了，給洋鬼子做爹，多麼沒有民族氣節啊。

但是這個巴夏禮卻不能小看，他在中國的國土上茁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