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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的政治風雲，為權謀小人的發跡提供了有利條件。

王明，就聰明地利用了政治傾軋的機會，透過巴結大學校長米夫，在學生內部的幫派鬥爭中左右逢迎，從而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卒，一躍成為留蘇學生的領袖，乃至於中共的領導人。

為了鞏固地位，清除異己分子，王明夥同米夫，蓄意製造了“江浙同鄉會”冤案。1928年，俞秀松、董亦湘、蔣經國等一些江、浙籍學生，為了互相關照，經常在一起聚餐、活動。鑑於俞秀松等人資歷較老、聲望較高，已經成為自己統治中國留學生群體的障礙，王明決定羅織罪名加以打擊。他聲稱在中國留學生中出現了反對蘇共的宗派小團體“江浙同鄉會”，並侮蔑其與託派勢力有關聯。在校長米夫的支援下，王明著手進行“徹底調查”。蘇聯肅反機關“政治保衛局”也插手此事。不久，十二名中國學員被開除，四人被逮捕，一批學生受到株連。莫斯科中山大學內一時間人人自危、風聲鶴唳。孫冶方在回憶錄中寫道：

“在捏造的“江浙同鄉會”案件發生以後，中國留學生中氣氛十分緊張，甚至可以說是處在一種恐怖的氣氛中，即使同住一個房間，互相也很少談心。例如，當時我和烏蘭夫同志等四個人住在一個房間裡，除了日常生活上事務性的談話外，就很少談政治或學習的問題。”④

儘管所謂“江浙同鄉會”由於周恩來、瞿秋白等中共領導人的介入，最終被證明為一起捏造的冤案而被推翻，但是製造恐怖的元兇並沒有受到懲治，反而因為陰謀的得逞而更加肆無忌憚。

從二十年代末期開始，在斯大林的策動下，蘇聯的肅反之風愈演愈烈。已經完全把持了大學領導權的王明集團利用這個機會，先後發動了“肅清託派分子”、“反對第二條路線”、“反對先鋒主義”等###，並仿效蘇共，開始殘酷的“清黨”。在他的淫威下，大批無辜的學生被開除、勞改、流放、關押，甚至被槍斃。莫斯科中山大學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正常學習生活已無法維繫下去。

對於斯大林來講，莫斯科中山大學不但已經失去當初設立的意義，反而成為各種麻煩層出不窮的策源地。1930年2月25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做出決定，關閉莫斯科中山大學。至此，莫斯科中山大學結束了其短暫的歷史。

除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和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外，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蘇聯的一些軍事院校也曾接收過少量來自中國的留學生。

蘇聯和共產國際透過對中國革命青年的教育，確實為中國革命培養了一大批具有相當理論素養的政治和軍事幹部。這些青年骨幹，日後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一份寶貴財富。

在蘇聯，大批有志向、有素質的青年革命者進一步堅定了革命信仰，提高了理論和認識水平，最終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成長為著名的革命家、理論家、軍事家，為中國社會的變革與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在他們當中，有鄧小平、###、劉伯承、葉劍英、任弼時、張聞天、王稼祥、烏蘭夫、伍修權等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字。

還有相當一部分曾在蘇聯接受培訓的中國學員，回國後立即投入到激烈、殘酷的革命鬥爭中，為中國革命和新中國的誕生貢獻了青春和生命。讓我們記住他們的名字：羅亦農、瞿秋白、何叔衡、向警予、趙一曼、左權、周保中……

第一章　大浪淘沙（5）

在血與火的考驗面前，也有少數學員膽怯畏縮、退出了政治舞臺，轉而從事文化、教育、科技、工商實業方面的事務。他們在各自的行業也為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做出了貢獻。

以王明為代表的少數人，以“正統的布林什維克”自居，理論與實踐相脫離，把蘇聯黨內“左“的思想意識和僵硬保守的機制帶到中國共產黨黨內，使中國革命在其發展中多次出現偏頗與失誤，給黨的建設帶來了巨大的損失。

還有一類人，如任卓宣、盛忠亮之流，回國後很快叛變了革命陣營，投入了敵人的懷抱，成為可恥的叛徒。

曾經在蘇聯學習過的國民黨學員，經過激烈的政治風暴的洗禮，也加深了左派和右派的分裂。劭力子、屈武、馮玉祥等左派代表人物，為促成國共合作做了大量工作；而谷正綱、谷正鼎、康澤等人，則緊緊追隨蔣氏父子，為捍衛國民黨的統治走上了政治上的不歸之路。

儘管旅莫中國學員回國後的政治方向發生了分化，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在蘇聯接受教育的這批人，無疑成為了那個時代政治波濤中的弄潮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