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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木板，而是板磚，後臺極硬，來頭極大，還很會來事，張居正在的時候，他是張居正的嫡系，張居正下去了，他又成了申時行的親信，誰也動不了他一根指頭。

如果按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分析，李成梁計程車兵應該全都算地主，他的部隊就是地主集團，那真是平民的沒有，良民的不是。

有這麼大的實惠，所以他的部下每逢上陣，都特別能玩命，特別能戰鬥，跟瘋子似地向前跑，衝擊力極強。

地盤是自己的，兵也是自己的，想幹什麼幹什麼，無法無天，對於這種人，今天我們有個通俗的稱呼——軍閥。

對於這些，朝廷自然是知道的，可也沒辦法，那地方兵荒馬亂，只有李成梁鎮得住，把他撤掉或者幹掉，誰幫你幹活？

所以自嘉靖以後，朝廷對這類人都非常客氣，特別是遼東，雖然萬曆十九年（1591）李成梁退休了，但他的兒子還在。要知道，軍閥的兒子，那還是軍閥。

而作為新一代的軍閥武將，李如松更是個難伺候的人物。

在明代，武將是一個很尷尬的角色，建國之初待遇極高，開國六公爵全部都是武將（李善長是因軍功受封的）。並形成了一個慣例：如非武將、無軍功，無論多大官，做了多少貢獻，都絕對不能受封爵位。

所以張居正雖位極人臣，幹到太師，連皇帝都被他捏著玩，卻什麼爵位都沒混上。而王守仁能混到伯爵，只是因為他平定了寧王叛亂，曾立下軍功。

但這只是個特例，事實上，自宣德以來，武將的地位就大不如前了，這倒也不難理解，國家不打仗，丘八們自然也就無用武之地了。

武將逐漸成為粗人的代名詞，加上明代的體制是以文制武，高階武官往往都是文科進士出身，真正拿刀拼命的，往往為人所鄙視。

被人鄙視久了，就會自己鄙視自己。許多武將為提高社會地位，紛紛努力學習文化，有事沒事弄本書夾著走，以顯示自己的“儒將”風度。

但這幫人靠打仗起家，基本都是文盲或半文盲，文言中有一句十分刻薄的話，說這些人是“舉筆如扛鼎”，雖說損人，卻也是事實。

所以折騰來折騰去，書沒讀幾本，本事卻丟光了，為了顯示風度，軍事訓練、實戰演習都沒人搞了——怕人家說粗俗，武將的軍事指揮能力開始大幅滑坡，戰鬥力也遠不如前。

比如明代著名文學家馮夢龍（三言的作者）就曾編過這麼個段子，說有一位武將，上陣打仗，眼看就要被人擊敗，突然間天降神兵，打垮了敵人。此人十分感激，便向天叩頭，問神仙的來歷和姓名。

神仙回答：我是垛子（注意這個稱呼）。

武將再叩首，說我何德何能，竟然能讓垛子神來救我。

垛子神卻告訴他：你不用謝我，我只是來報恩的。

武將大驚：我何曾有恩於尊神？

垛子神答道：當然有恩，平日我在訓練場，你從來沒有射中過我一箭（從不曾一箭傷我）。

真是暈死。

就是這麼個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職業前景也不光明，乾的人自然越來越少。像班超那樣投筆從戎的人，基本上算是絕跡了，具體說來，此後只有兩種人幹這行。

第一種是當兵的，明代當兵的，無非是為混口飯吃，平時給長官種田，戰時為國家打仗，每月領點死工資，不知哪天被打死。拿破崙說，不想當將軍計程車兵不是好士兵，明朝計程車兵不想當將軍，但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混個百戶、千戶還是要的——至少到時可以大喊一聲：兄弟們上！

為了實現從衝鋒到叫別人衝鋒的轉變，許多小兵都十分努力，開始了士兵突擊，苦練殺敵保命本領。一般說來，這種出身的武將都比較厲害，有上進心和戰鬥力，李成梁本人也是這麼混出來的。

第二種就是身不由己了，一般都是世家子弟，打從爺爺輩起，就幹這行。一家人吃飯的時候，經常討論的也是上次你殺多少，這次我幹掉幾個之類的話題，家教就是拳頭棍棒，傳統就是不喜讀書，從小錦衣玉食，自然也不想拼命，啥也幹不了，基本屬於廢品。嘉靖年間的那位遇到蒙古人就籤合同送錢的仇鉞大將軍，就是這類人的光榮代表。

總體看來，第一類人比第二類人要強，但特例也是有的，比如李如松。

用一帆風順來形容李如松的前半生，那是極其貼切的，由於他爹年年殺人，年年提幹，他還沒到三十歲時，就被授予都指揮同知的職務，這是一個從二品的高階官職，實在是有點聳人聽聞。想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