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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桂林的、曲江的、襄樊的分會都因軍事的關係而結束，可是貴陽的，成都的，昆明的分會反而因此而更見活躍。以昆明分會來說，它曾有一個時期也打了盹。可是在近二年來，它又復興起來，去年為貧病作家募集基金，它的成績比重慶總會還好。於此，我不能不喊一聲：“文協萬歲”了！

二、《抗戰文藝》

“文協”的“打炮”工作是刊行會刊。這又作得很快。大家湊了點錢，湊了點文章，就在五月四日發刊了《抗戰文藝》。這個日子選得好。“五四”是新文藝的生日，現在又變成了《抗戰文藝》的生日。新文藝假若是社會革命的武器（。wrbook。），現在它變成了民族革命，抵禦侵略的武器。

《抗戰文藝》最初是三日刊。不行，這太緊促。於是，出到五期就改了週刊。最熱心的是姚蓬子，適夷，孔羅蓀，與錫金幾位先生：他們晝夜的為它操作，奔忙。

會刊雖不很大，它卻給文藝刊物開了個新紀元——它是全國寫家的，而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的。積極的，它要在抗戰的大前題下，容納全體會員的作品，成為“文協”的一面鮮明的旗幟。消極的，它要儘量避免像戰前刊物上一些彼此的口角與近乎惡意的批評。它要穩健，又要活潑；它要集思廣益，還要不失了抗戰的，一定的目標；它要抱定了抗戰宣傳的目的，還要維持住相當高的文藝水準。這不大容易作到。可是，它自始至終，沒有改變了它的本來面目。始終沒有一篇專為發洩自己感情，而不顧及大體的文章。

《抗戰文藝》在武漢一共出了二十期。自十七期起，即在重慶復刊。這個變動的痕跡是可以由紙張上看出來的：前十六期及特刊四期都是用白報紙印的，自第十七期起，可就換用土紙了。

重慶的印刷條件不及武漢那麼良好，紙張——雖然是土紙——也極缺乏。因此，在“文協”的週年紀念日起，會刊由週刊改為半月刊。後來，又改成了月刊。就是在改為月刊之後，它還有時候脫期。會中經費支絀與印刷太不方便是使它脫期的兩個重要原因。但是，無論怎麼困難，它始終沒有停刊。它是“文協”的旗幟，會員們決不允許它倒了下去。

到了日本投降時，會刊出到了七十期。

我不憚繁瑣的這麼敘述“文協”會刊的歷史，因為它實在是一部值得重視的文獻。它不單刊露了戰時的文藝創作，也發表了戰時文藝的一切意見與討論，並且報告了許多文藝者的活動。它是文，也是史。它將成為將來文學史上的一些最重要的資料。同時它也表現了一些特殊的精神，使讀者看到作家們是怎樣的在抗戰中團結到一起，始終不懈的打著他們的大旗，向暴敵進攻。

在忙著辦會刊而外，我們幾乎每個星期都有座談會聯誼會。那真是快活的日子。多少相識與不相識的同道都成了朋友，在一塊兒討論抗戰文藝的許多問題。開茶會呢，大家各自掏各自的茶資；會中窮得連“清茶恭候”也作不到呀。會後，剛剛得到了稿費的人，總是自動的請客，去喝酒，去吃便宜的飯食。在會所，在公園，在美的咖啡館，在友人家裡，在旅館中，我們都開過會。假若遇到夜間空襲，我們便滅了燈，摸著黑兒談下去。

這時候大家所談的差不多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個是如何教文藝下鄉與入伍，一個是怎麼使文藝效勞於抗戰。前者是使大家開始注意到民間通俗文藝的原因；後者是在使大家於詩，小說，戲劇而外，更注意到朗誦詩，街頭劇，奇＋shu網收集整理及報告文學等新體裁。

但是，這種文藝通俗運動的結果，與其說是文藝真深入了民間與軍隊，倒不如說是文藝本身得到新的力量，並且產生了新的風格。文藝工作者只能負討論，試作，與倡導的責任，而無法自己把作品送到民間與軍隊中去。這需要很大的經費與政治力量，而文藝家自己既找不到經費，又沒有政治力量。這樣，文藝家想到民間去，軍隊中去，都無從找到道路，也就只好寫出民眾讀物，在報紙上刊物上發表發表而已。這是很可惜，與無可如何的事。

雖然我的一篇《抗戰一年》鼓詞，在“七七”週年紀念日，散發了一萬多份；雖然何容與老向先生編的《抗到底》是專登載通俗文藝作品的刊物；雖然有人試將新寫的通俗文藝也用木板刻出，好和《孟姜女》與《嘆五更》什麼的放在一處去賣；雖然不久教育部也設立了通俗讀物編刊處；可是這個運動，在實施方面，總是枝枝節節沒有風起雲湧的現象。我知道，這些作品始終沒有能到鄉間與軍隊中去——誰出大量的金錢，一印就印五百萬份？誰給它們運走？和準否大量的印，準否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