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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到過維也納聽弗洛依德的心理學。後來就在牛津的補習學校教書。這個學校是為工人們預備的，彷彿有點像國內的暑期學校，不過目的不在補習升學的功課。作這種學校的教員，自然沒有什麼地位，可是實利上並不壞：一年只作半年的事，薪水也並不很低。這個，大概是他的黃金“時代”。以身份言，中校；以學識言，有著作；以生活言，有個清閒舒服的事情。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他和一位美國女子發生了戀愛。她出自名家，有碩士的學位，來倫敦遊玩，遇上了他。她的學識正好補足他的，她是學經濟的；他在補習學校演講關於經濟的問題，她就給他預備稿子。

他的夫人告了。離婚案剛一提到法庭，補習學校便免了他的職。這種案子在牛津與劍橋還是鬧不得的！離婚案成立，他得到自由，但須按月供給夫人一些錢。

在我遇到他的時候，他正極狼狽。自己沒有事，除了夫婦的花消，還得供給原配。幸而碩士找到了事，兩份兒家都由她支援著。他空有學問，找不到事。可是兩家的感情漸漸的改善，兩位夫人見了面，他每月給第一位夫人送錢也是親自去，他的女兒也肯來找他。這個，可救不了窮。窮，他還很會花錢，作過幾年軍官，他揮霍慣了。錢一到他手裡便不會老實。他愛買書，愛吸好煙，有時候還得喝一盅。我在東方學院見了他，他到那裡學華語；不知他怎麼弄到手裡幾鎊錢，便出了這個主意。見到我，他說彼此交換知識，我多教他些中文，他教我些英文，豈不甚好？為學習的方便，頂好是住在一處，假若我出房錢，他就供給我飯食。我點了頭，他便找了房。

艾支頓夫人真可憐。她早晨起來，便得作好早飯。吃完，她急忙去作工，拚命的追公共汽車；永遠不等車站穩就跳上去，有時把腿碰得紫裡蒿青。五點下工，又得給我們作晚飯。她的烹調本事不算高明，我倆一有點不愛吃的表示，她便立刻淚在眼眶裡轉。有時候，艾支頓賣了一本舊書或一張畫，手中摸著點錢，笑著請我們出去吃一頓。有時候我看她太疲乏了，就請他倆吃頓中國飯。在這種時節，她喜歡得像小孩子似的。

他的朋友多數和他的情形差不多。我還記得幾位：有一位是個年輕的工人，談吐很好，可是時常失業，一點也不是他的錯兒，怎奈工廠時開時閉。他自然的是個社會主義者，每逢來看艾支頓，他倆便粗著脖子紅著臉的爭辯。艾支頓也很有口才，不過與其說他是為政治主張而爭辯，還不如說是為爭辯而爭辯。還有一位小老頭也常來，他頂可愛。德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他都能讀能寫能講，但是找不到事作；閒著沒事，他只為一家磁磚廠吆喝買賣，拿一點扣頭。另一位老者，常上我們這一帶來給人家擦玻璃，也是我們的朋友。這個老頭是位博士。趕上我們在家，他便一邊擦著玻璃，一邊和我們討論文學與哲學。孔子的哲學，泰戈爾的詩，他都讀過，不用說西方的作家了。

只提這麼三位吧，在他們的身上使我感到工商資本主義的社會的崩潰與罪惡。他們都有知識，有能力，可是被那個社會制度捆住了手，使他們抓不到麵包。成千論萬的人是這樣，而且有遠不及他們三個的！找個事情真比登天還難！

艾支頓一直閒了三年。我們那層樓的租約是三年為限。住滿了，房東要加租，我們就分離開，因為再找那樣便宜和恰好夠三個人住的房子，是大不容易的。雖然不在一塊兒住了，可是還時常見面。艾支頓只要手裡有夠看電影的錢，便立刻打電話請我去看電影。即使一個禮拜，他的手中徹底的空空如也，他也會約我到家裡去吃一頓飯。自然，我去的時候也老給他們買些東西。這一點上，他不像普通的英國人，他好請朋友，也很坦然的接受朋友的約請與饋贈。有許多地方，他都帶出點浪漫勁兒，但他到底是個英國人，不能完全放棄紳士的氣派。

直到我回國的時際，他才找到了事——在一家大書局裡作顧問，薦舉大陸上與美國的書籍，經書局核准，他再找人去翻譯或——若是美國的書——出英國版。我離開英國後，聽說他已被那個書局聘為編輯員。

三、達爾曼一家

離開他們夫婦，我住了半年的公寓，不便細說；房東與房客除了交租金時見一面，沒有一點別的關係。在公寓裡，晚飯得出去吃，既費錢，又麻煩，所以我又去找房間。這回是在倫敦南部找到一間房子，房東是老夫婦，帶著個女兒。

這個老頭兒——達爾曼先生——是幹什麼的，至今我還不清楚。一來我只在那兒住了半年，二來英國人不喜歡談私事，三來達爾曼先生不愛說話，所以我始終沒得機會打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