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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得之矣。

這像個計劃與否，我自己不知道。不過，無論怎樣，我是有志向善，想把生活“計劃化”了。“計劃化”慣了，生命就能變成個計劃。將來不幸一命身亡，會有人給立一小塊石碑，題曰“舒計劃葬於此”。新年不宜說喪氣話，那麼，取消這條。

八、《牛天賜傳》

一九三四年，自從一入七月門，濟南就熱起，那年簡直熱得出奇；那就是我“避暑床下”的那一回。早晨一睜眼，屋裡——是屋裡——就九十多度！小孩拒絕吃奶，專門哭號；大人不肯吃飯，立志喝水！可是我得趕文章，昏昏忽忽，半睡半醒，左手揮扇與打蒼蠅，右手握筆疾寫，汗順著指背流到紙上。寫累了，想走一走，可不敢出去，院裡的牆能把人身炙得像叉燒肉——那二十多天裡，每天街上都熱死行人！屋裡到底強得多，忍著吧。自然，要是有個電扇，再有個冰箱，一定也能稍好一些。可是我的財力還離設定電扇與冰箱太遠。一連十五天，我沒敢出街門。要說在這個樣的暑天裡，能寫出怪像回事兒的文章，我就有點不信。

《牛天賜傳》是三月二十三日動筆的，可是直到七月四日才寫成兩萬多字。三個多月的工夫只寫了這麼點點，原因是在學校到六月尾才能放暑假，沒有充足的工夫天天接著寫。在我的經驗裡，我覺得今天寫十來個字，明天再寫十來個字，碰巧了隔一個星期再寫十來個字，是最要命的事。這是向詩神伸手乞要小錢，不是創作。

七月四日以後，寫得快了；七月十九日已有了五萬多字。忽然快起來，因為已放了暑假。八月十號，我的日記上記著：

“《牛天賜傳》寫完，匆匆趕出，無一是處！”

天氣是那麼熱，心裡還有不痛快的事呢。我在老早就想放棄教書匠的生活，到這一年我得到了辭職的機會。六月二十九日我下了決心，就不再管學校裡的事。不久，朋友們知道了我這點決定，信來了不少。在上海的朋友勸我到上海去，爽性以寫作為業。在別處教書的朋友呢，勸我還是多少教點書，並且熱心的給介紹事。我心中有點亂，亂就不痛快。辭事容易找事難，機會似乎不可都錯過了。另一方面呢，且硬試試職業寫家的味兒，倒也合脾味。生活，創作，二者在心中大戰三百幾十回合。寸心已成戰場，可還要假裝沒事似的寫《牛天賜傳》，動中有靜，好不容易。結果，我拒絕了好幾位朋友的善意，決定到上海去看看。八月十九日動了身。在動身以前，必須寫完《牛天賜傳》，不然心中就老存著塊病。這又是非快寫不可的促動力。

熱，亂，慌，是我寫《牛天賜傳》時生活情形的最合適的三個形容字。這三個字似乎都與創作時所需要的條件不大相合。“牛天賜”產生的時候不對，八字根本不夠格局！

此外，還另有些使它不高明的原因。第一個是文字上的限制。它是《論語》半月刊的特約長篇，所以必須幽默一些。幽默與偉大不是不能相容的，我不必為幽默而感到不安；《吉訶德先生傳》等名著譯成中文也並沒招出什麼“打倒”來。我的困難是每一期只要四五千字，既要顧到故事的連續，又須處處輕鬆招笑。為達到此目的，我只好抱住幽默死啃；不用說，死啃幽默總會有失去幽默的時候；到了幽默論斤賣的地步，討厭是必不可免的。我的困難至此乃成為毛病。藝術作品最忌用不正當的手段取得效果，故意招笑與無病呻吟的罪過原是一樣的。

每期只要四五千字，所以書中每個人，每件事，都不許信其自然的發展。設若一段之中我只詳細的描寫一個景或一個人，無疑的便會失去故事的趣味。我得使每期不落空，處處有些玩藝。因此，一期一期的讀，它倒也怪熱鬧；及至把全書一氣讀完，它可就顯出緊促慌亂，缺乏深厚的味道了。

書中的主人公——按老話兒說，應當叫作“書膽”——是個小孩兒。一點點的小孩兒沒有什麼思想，意志，與行為。這樣的英雄全仗著別人來捧場，所以在最前的幾章裡我幾乎有點和個小孩子開玩笑的嫌疑了。其實呢，我對小孩子是非常感覺趣味，而且最有同情心的。我的脾氣是這樣：不輕易交朋友，但是隻要我看誰夠個朋友，便完全以朋友相待。至於對小孩子，我就一律的看待，小孩子都可愛。世界上有千千萬萬的受壓迫的人，其中的每一個都值得我們替他們呼冤，代他想方法。可是小孩子就更可憐，不但是無衣無食的，就是那打扮得馬褂帽頭像小老頭的也可憐。牛天賜是屬於後者的，因為我要寫得幽默，就不能拿個頂窮苦的孩子作書膽——那樣便成了悲劇。自然，我也明知道照我那麼寫一定會有危險的——幽默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