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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廟裡作方丈。他自己既沒有錢，還須天天為僧眾們找到齋吃。同時，他還舉辦粥廠等等慈善事業。他窮，他忙，他每日只進一頓簡單的素餐，可是他的笑聲還是那麼洪亮。他的廟裡不應佛事，趕到有人來請，他便領著僧眾給人家去唸真經，不要報酬。他整天不在廟裡，但是他並沒忘了修持；他持戒越來越嚴，對經義也深有所獲。他白天在各處籌錢辦事，晚間在小室裡作功夫。誰見到這位破和尚也不會想到他曾是個在金子里長起來的闊大爺。

（1939年，）有一天他正給一位圓寂了的和尚唸經，他忽然閉上了眼，就坐化了。火葬後，人們在他的身上發現許多舍利。

沒有他，我也許一輩子也不會入學讀書。沒有他，我也許永遠想不起幫助別人有什麼樂趣與意義。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確相信他的居心與苦行是與佛極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質上都受過他的好處，現在我的確願意他真的成了佛，並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領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著我去入私塾那樣！

他是宗月大師。

當我在小學畢了業的時候，親友一致的願意我去學手藝，好幫助母親。我曉得我應當去找飯吃，以減輕母親的勤勞困苦。可是，我也願意升學，考入了祖家街的第三中學，在“三中”沒有好久，我偷偷的考入了師範學校——制服，飲食，書籍，宿處，都由學校供給。只有這樣，我才敢對母親說升學的話。入學，要交十圓的保證金。這是一筆鉅款！母親作了半個月的難，把這鉅款籌到，而後含淚把我送出門去。她不辭勞苦，只要兒子有出息。當我由師範畢業，而被派為小學校校長，母親與我都一夜不曾閤眼。我只說了句：“以後，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淚。我入學之後，三姐結了婚。母親對兒女是都一樣疼愛的，但是假若她也有點偏愛的話，她應當偏愛三姐，因為自父親死後，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親和三姐共同撐持的。三姐是母親的右手。但是母親知道這右手必須割去，她不能為自己的便利而耽誤了女兒的青春。當花轎來到我們的破門外的時候，母親的手就和冰一樣的涼，臉上沒有血色——那是陰曆四月，天氣很暖。大家都怕她暈過去。可是，她掙扎著，咬著嘴唇，手扶著門框，看花轎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學校，家中只剩母親自己。她還須自曉至晚的操作，可是終日沒人和她說一句話。

中學的時期①是最憂鬱的，四五個新年中只記得一個，最淒涼的一個。那是頭一次改用陽曆，舊曆的除夕必須回學校去，不準請假。姑母剛死兩個多月，她和我們同住了三十年的樣子。她有時候很厲害，但大體上說，她很愛我。哥哥當差，不能回來。家中只剩母親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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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老舍小學畢業後先考入祖家街市立第三中學。半年後因經濟困難退學。後來才考入花費少的北京師範學校。

新年最熱鬧，也最沒勁，我對它老是冷淡的。自從一記事兒起，家中就似乎很窮。爆竹總是聽別人放，我們自己是靜寂無譁。記得最真的是家中一張“王羲之換鵝”圖。每逢除夕，母親必把它從個神秘的地方找出來，掛在堂屋裡。我在四點多鐘回到家中，母親並沒有把“王羲之”找出來。吃過晚飯，我不能不告訴母親了——我還得回校。她愣了半天，沒說什麼。我慢慢的走出去，她跟著走到街門。摸著袋中的幾個銅子，我不知道走了多少時候，才走到了學校。路上必是很熱鬧，可是我並沒看見，我似乎失了感覺。到了學校，學監先生正在學監室門口站著。他先問我：“回來了？”我行了個禮。他點了點頭，笑著叫了我一聲：“你還回去吧。”這一笑，永遠印在我心中。假如我將來死後能入天堂，我必把這一笑帶給上帝去看。

我好像沒走就又到了家，母親正對著一枝紅燭坐著呢。她的淚不輕易落，她又慈善又剛強。見我回來了，她臉上有了笑容，拿出一個細草紙包兒來：“給你買的雜拌兒，剛才一忙，也忘了給你。”母子好像有千言萬語，只是沒精神說。早早的就睡了。母親也沒精神。

使我念念不忘的是方唯一先生①。方先生的字與文造詣都極深，我十六七歲練習古文舊詩受益於他老先生者最大。在五四運動以前，我雖然很年輕，可是我的散文是學桐城派，我的詩是學陸放翁與吳梅村。他給我一副對子。這一副對子是他臨死以前給我寫的，用筆運墨之妙，可以算他老人家的傑作。在抗戰前，無論我在哪裡住家，我總把它懸在最顯眼的地方。我還記得它的文字：“四世傳經是謂通德，一門訓善惟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