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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們打發了！”

資料顯示，鄧府巷西地塊拆遷工程是南京鬧市區———新街口片區舊城改造面積最大的地塊，土地級別為一級。據南京當地媒體早些時候報道，“建設後的鄧府巷將成為一個具有新時代氣息的商貿區，集商貿、休閒和娛樂為一體”。鄧府巷附近一處在售樓盤的工作人員確認，他們的銷售均價已經超過了7000元。

痛，莫過於家破，其痛無比。據國家信訪局研究室統計，近幾年該局接到關於拆遷問題的申述信增幅驚人，2003年1月至南京翁姓男子自焚的8月底，拆遷糾紛投訴信件共計11641封，比上年同期猛增50％，上訪人數5360人次，飆升47％。

可以肯定，絕大多數拆遷之痛都默默無聞。但“聞名”全國的拆遷惡性事件仍屢屢再現，雖然沒有一位被拆遷者願意以此“出名”。

———2003年9月15日上午8時40分左右，安徽省池州市青陽縣蓉城鎮人朱正亮在北京天安門金水橋前突然朝身上潑汽油自焚，被執勤警方迅速撲滅，朱正亮燒傷面積為20％。經查，朱正亮是原青陽縣傢俱廠下崗職工，舊城改造的“釘子戶”，自焚原因為對拆遷補償不滿。

———2004年4月30日，瀋陽市和平區南四馬路30號樓3單元2樓2號55歲的拆遷戶董國明由於“認為房間面積計算有問題”，拒絕搬遷，他家房門從當日起被拆遷公司從外面用射釘槍釘死。在搖搖欲墜、斷水斷電的樓房內靠泡麵、鹹菜和土豆生活了27天后，經中央電視臺報道，5月26日上午，董家房門終於被開啟。

———2004年5月，湖南郴州嘉禾縣涉及數百家庭生死命運的珠泉商貿城拆遷事件全面爆發。此次，當地官員公開為開發商衝鋒陷陣，該縣政府的136號檔案使出了“株連九族”的鐵腕：凡親屬中有拆遷戶的公職人員必須“聽黨的話”，保證拆遷如期進行，否則將被停發工資、開除或流放到邊遠地區。為“劃清界限”，父親是拆遷戶的28歲的李小春及姐姐李紅梅同日分別與身為公職人員的丈夫離婚。這一震動全國的事件直接推動了當年6月14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叫停“野蠻拆遷”的專項通知。

此起彼伏的拆遷事件背後真正的撬動點是巨大的利益博弈。政府無疑是公共行為規則和公共利益的監護人，但在很多情況下，一些地方政府從極為短視的“城市經營”理念出發，利用自己在土地市場上兼“裁判員”和“運動員”於一身的天然身份優勢，已經由“公共利益的監護人”情不自禁地滑向公共利益的牟取者。“政府公司化”必然帶來的最為濃重的陰影，是公共利益分配規則的紊亂。

這種紊亂在城市房地產市場的另一體現，是所謂經濟適用房的適用導向的無序與公平的偏失。

2004年5月15日，杭州第12次經濟適用房電腦搖號在浙江世貿中心舉行。黑壓壓的人群中閃現著充滿焦慮的目光，但絕大多數人焦慮的結果還是焦慮：本次搖號預登記者達3937人，房源只有646套。據統計，自1999年後，杭州累計發出經濟適用房準購證6萬多張，而12次搖號推出的房子僅8890套（不包括專項用房），僧多粥少，更多的人連米粒都沒有看到。

按照政策定義，經濟適用房即面向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實行政府定價的微利普通商品房，帶有社會保障性，是政府在房地產市場協調社會各階層相對平衡的重要槓桿。目前，經濟適用房面臨的窘境表象是供給總量不足，而另一暗潮湧動的問題是，誰瓜分了這塊因房價飛漲顯得愈加價廉物美的蛋糕？

就在杭州市第12次經濟適用房電腦搖號搖得人心力交瘁的前後，我們從當地媒體上同時看到了這樣幾則與經濟適用房有關的訊息：在新交付的經濟適用房東新園小區，有70多套房子被房主出租營利；城東某小區經濟適用房最集中的幾棟樓中，車庫的銷售率竟達80％，甚至不乏賓士、寶馬等豪華房車；與此同時，杭州市30名“海歸人士”首次不經搖號申購到了經濟適用房，其具體物件為持中國護照，在國外獲碩士及以上學位或回國後取得副高及以上職稱的留學人員等。

2004年5月13日，全國首部《經濟適用住房管理辦法》正式實施，其焦點是嚴格經濟適用房建設標準及提高購買者准入門檻。6月1日，杭州市宣佈暫停辦理經濟適用房準購證，並對存量的5萬多張準購證進行清理，目的是“使有限的經濟適用房向真正的中低收入家庭傾斜”。而由北京中國社會調查所隨即所做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有69％的公眾相信，《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