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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1。1％、21。1％、10。5％、10。5％和26。3％。而針對“選擇你最信任的資訊渠道”的選項，答案卻非常集中，有52。6％的被訪者選擇了“實地考察”。這一現象凸顯了公眾對其他多種資訊渠道的不信任。在資訊化時代，大量社會資訊的可能失真和被懷疑，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情。有一位被訪者甚至說，在一次決定是否購房的關鍵時刻，他深陷於各種聲音以致徹底迷糊了。無奈之下，他把自己的情況掛到網際網路論壇上，熱心的網友們紛紛投票，最後以28比19的投票“少數服從多數”，他一咬牙買下了那套房子，“簡直和一場賭博沒什麼兩樣”。

本次調查的第二個結論是，多數被訪者對房產資訊的透明度不滿意。針對“現在已公佈的資訊是否能讓市民瞭解杭州的房價走勢”的選項，有78。9％的被訪者選擇了否定的回答。而針對“希望哪些渠道的資訊通報應該加強”的選項，63。2％的被訪者選擇了“政府公報”。顯然，他們對本應天經地義代表公眾利益的政府寄予了最殷切的期望。

與股市中的散戶一樣，作為樓市現實或潛在的購買者，最廣大的社會公眾處在了資訊獲取極為不利的尷尬地位。在他們的另一端，是“知道得比另一些人多”的政府、房地產商和媒體。然而，正如我們在此前的章節所闡述，由於巨大利益的天然紐帶，我們對房產商們的資訊誠信已不必抱多少奢望，部分媒體禁不住利益的誘惑也已集體失身。最值得期待的無疑應該是各級政府了。而已經發生的事實顯示，短視的功利化的發展理念，致使它們本該堅如磐石的腳跟很難不左右搖擺。還有，“高瞻遠矚”的知識分子群體似乎也迷失於樓市的財富漩渦，由於沒有發出足夠響亮的獨立的聲音，而使自己失去了應有的理性光芒。

於是，中國房地產市場業已呈現在社會公眾面前的是，樓市的走向永遠像看不清的迷宮，“拐點”何時出現演變成一場莫衷一是的競猜遊戲，溫州炒房團真相至今也仍屬霧裡看花的世紀懸案。我們兩耳充斥的是作為最大既得利益者的地產領袖們喋喋不休的宏論，他們儼然擔當起指點中國房地產市場迷津的“權威發言人”。混沌之中，樓市泡沫成為股掌間隨心所欲的玩偶。

誠然，任何經濟執行都有其多樣化的不確定性，正由於這種不確定性，才使現在和未來的經濟生活蘊涵了激動人心的豐富多彩。房地產市場也不例外。基於此，我們沒有理由要求“知道得更多一些的人”給出可以按部就班的樓市“路線圖”。但是，與改革初期許多充滿濃厚“中國特色政治風險”的變革領域不同，“後改革時代”的中國所面對的包括房地產市場發展在內的諸多新命題，具有世界範圍內經濟學意義上的共性和規律。我們已經不能總是以“摸著石頭過河”作為理直氣壯的解釋。

“一些人比另一些人知道得多”的中國房地產市場潛伏的令人不安的結果是，“道德風險”日益凸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認為，所謂“道德風險”實際上就是“這樣一種情形：一些人決定冒多少風險，而一旦情況惡化則由他人承受代價”。在撲朔迷離的樓市，為這種“道德風險”承受代價的最廣大群體只能是社會公眾。由於“資訊不對稱”必然導致的“資訊不公正”，欺詐與謊言肆意滋長，他們將不得不吞食財富被相對剝奪的苦果。

學者楊帆在《中國經濟面臨的危機與反危機對策》一文中描述了上世紀最後20年中國權力資本瓜分社會財富的三個主要階段：

———商業資本階段。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發財和腐敗途徑，來自國內商業、外貿等領域。由國家壟斷形成的貿易渠道轉變為被私人掌握，大約有5萬億財富被轉移。

———生產資本階段。以生產資料雙軌制為標誌，腐敗加劇到直接依靠審批權獲得個人好處的程度。20世紀90年代初期每年正式的雙軌價差是700億元，5年3500億元，有10％大約350億元的財富被轉移。

———金融資本階段。1992年後，從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額度的分配、產權交易及重新界定到計劃利率與黑市利率長期並存等，每一次金融創新都伴隨著極大的利益分配，財富轉移不下於10萬億元。

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利益蛋糕究竟有多大？恐怕怎麼估計都不為過。在這場規模空前的財富盛宴中，我們分明再一次目睹了權力資本的暗潮洶湧。從某種意義上說，溫州炒房團僅僅是隨風飛揚的小小道具罷了。

今天，沒有人會懷疑或阻擋得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前行。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