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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著三日陰雨，春雨瀟瀟，江南的春雨，猶如北國的瑞雪。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萬物潤無聲，甘露孕育著新的生機。

張馮思念嬌妻，先期返北了。見他登上火車，歸心似箭的模樣，也撩撥著我的情思，不由平添幾分牽掛和思念。

何文瑜突然記起了一件事；臨來時，魯華囑託他轉告我，去看看在杭州治傷的鶴英，就是那位在*武鬥的槍聲中，被打成截癱的少女。

在杭州市第一人民醫院，我們找到了小英子和她的母親黃琬。母女倆見到我們，喜出望外，黃琬涕淚滿面，道出了外出求醫的種種艱辛；黃琬帶著鶴英從東北的哈爾濱、長春、瀋陽，到北京、天津一直到上海，幾乎跑遍了所有能治‘截癱’的醫院。先後做過三次手術，但仍毫無起色。母女倆抱著哪怕有一絲希望都不放棄的信念。最後來到杭州，接受新醫療法——中西醫結合治療。

向截癱挑戰，是解放軍醫院先提出來的。截癱病人在創傷病人中佔有很大比例，尤其是軍隊和工礦企業。解放軍成立了‘戰截癱攻關組’，　喊出了‘要讓截癱病人站起來’的豪言壯語。

對截癱的治療，目前還沒有真正的進展。神經再生的問題還沒解決，求助祖國醫藥寶庫，也只是權宜之計。鶴英對治療還沒失去信心，她祈求有一天，她能再站起來。除了掬一份同情，只能是無言的安慰了。

陪何文瑜尋訪小傅父親，在‘賣魚橋’河道邊，一所簡陋的住房裡，見到了這位飽經風霜的老船工。他操著濃重的東陽口音，何文瑜聽不懂，我充當翻譯；這位老船工已五十多歲，常年在運河上風餐露宿。他中年喪妻，兒子是他唯一的希望。說到痛心處，禁不住老淚縱橫。他希望我們到東陽老家為其兒子甄別，送他進精神病院，進一步治療。這和何文瑜的想法不謀而合。

我們隨即打聽到，杭州古蕩有座精神病院。乘車前往聯絡床位，接待我們的醫生說：“*以來，病房一直是人滿為患。”

打聽東陽縣沒有精神病院。地委所在地，婺州市西關有一個‘婺州市第二醫院’，　收治精神病人。我們決定走一趟。

何文瑜聽從了我的建議；四月十六日，我們乘火車到了義烏。我藉故要去看個親戚，就在車站附近，包了一個最好的房間，約定兩天後在此聚合，不見不散。

何文瑜和小傅父親前腳去了東陽，我後腳就去了距義烏十幾里路的蘇溪。在那兒見到了大嫂和侄子方晟。我打聽大哥的情況，大嫂有些不滿地說：“你阿哥這個人，腦袋進了水。不知深淺，武鬥時，兩派組織都請他當參謀，好懸被打成黑後臺。如今不教書了，也沒啥事，在學校當個勤雜工。”大嫂又急又快的諸暨話，我只能聽個大概。她說：“方晟輟學，沒事可做，打算送他去農村勞動。他的弟妹都寄養在大姨家。”我望著瘦弱的方晟，不免多了幾分耽心；他今年十六歲了，想當年我就是這個年齡闖關東的。不知他的命運如何？！

我不便再去義鎮看望大哥，但想回東陽看看，。天賜良機，老天爺成全了我。次日起個大早，乘頭班車去東陽，一路上熟悉的風物，勾起我親切的回憶。這次回鄉的心情和以往的任何一次都不相同，以往是回家，這次是回鄉。

下了汽車，茫然失措，我抑制住激動的心情，漫步在東陽縣城的街頭。依然是小城，依然是小巷，依然是老街，依然是鄉音，我卻感到那麼遙遠。

我特意去看看當年的故居，三層西式的店堂，解放初落成的新樓，還有老房舊居。我像夢遊似的，漫無目的的東行西走，遺憾的是竟沒有見到一個熟面孔，也沒有人認出我。從五九年離家闖關東，僅僅過去了十年，就物事人非了，古老的小城已不再青睞流落天涯的遊子。

我來到了南郊雙峴峰下的饅頭山祖塋地。到墓地去太招眼了，在這階級鬥爭的氛圍中，我不敢貿然前去祭奠。在附近的山坡邊，遠遠的默首致哀，久久的憑弔，佇立低首，表達我的哀思，為九泉下的先人祈求冥福。

本想去尋訪梅姣，想到即便見面，又能說些什麼呢？恐怕比陸游在沈園會唐琬還要尷尬。一晃，光陰流逝了八年，我們都是‘為人父、為人母’　的人了，讓那些美好的記憶永遠藏在心底吧！

回到義烏車站的旅舍，何文瑜已回來了。他的東陽之行挺順利，當地公社對這個案子正感到頭痛棘手，有單位出面，正好甩包袱了。

剩下的任務，就是到婺州聯絡精神病院，為小傅安排一個住院的床位。事不宜遲，我倆退了旅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