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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能禦寒！咳！生活，生活，這兩個字，古往今來，不知埋沒了多少英雄豪傑，志士仁人！我當時有兩個打算：第一，最理想的是做北京大學的教授。因為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以來，北大很出風頭。陳仲甫（獨秀），李守常（大釗）也都是那裡的教授。做了北大教授，地位既可以號召，也有相當的虛榮。但是唯其如此，北大教授，是不容易到手的。想的人既多，而當時北大學閥的門，又關得相當的緊，哪裡能夠如意？第二，不得已而思其次，想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當編輯。看見很多留日同學，在那裡任編輯，薪水最多的，每月是150元。我想如果能得到每月150元，也可心滿意足了。但是談何容易！商務的編輯，雖然沒有北大教授那樣困難，但是也不容易到手。24

周佛海的這段話，把他當時急切的心情和內心世界，作了活靈活現的描述。他說，當時他雖然用盡心思，但是仍然想不出謀求理想職業的出路，但是卻從天外飛來一個意外的機會，很輕鬆地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他說的意外的機會，就是收到了戴季陶要他到廣州任宣傳部秘書的來信。他說：

原來國共正式合作，國民黨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許多共產黨都加入了國民黨，這就是所謂跨黨分子。我當時雖然沒有正式加入國民黨，但是戴季陶先生，卻約我去幫忙。他當時任宣傳部長，要我任秘書，每月薪水大洋200元。25

周佛海收到戴季陶的來信，真是喜出望外，所以他不顧當時尚未進行論文答辯，完成學業，便立即起程回國，於5月抵達廣州。

使周佛海始料所不及的，不僅是輕而易舉解決了畢業後的職業問題，而且，當他到了廣州後，時任廣東大學校長的鄒魯（海濱），又聘請他兼任廣東大學教授。別的教授每月只有毫洋220元，而對他卻送大洋240元。他感受頗深地說：“當時要求一個每月150元的商務編輯都不可得，現在每月卻有400多元的收入。”“所以我由學校一出來，就得到了這樣的地位和工作環境，實在是始料所不及。”26

周佛海說，1924年5月，他和譚平山同船到廣州，住在永漢路的一家旅館中。當時國民黨中央黨部在惠州會館，他便去那裡看望戴季陶，戴要他任宣傳部秘書。因為宣傳部新近在香港接辦了《晨報》，便要周佛海去香港暫時擔任總主筆。為此，他便到香港擔任了一個多月的記者生涯。但是，由於他不懂新聞業務，不僅不知道新聞應如何取捨，而且連版面排列，也全都不知道，結果，連連出錯，以致損傷了戴季陶的聲譽，不得不請求辭職。

一個人在困難之際，如果得到某人的幫助，或者由於某人的提攜，而使他能在政治上飛黃騰達，他會對此人感恩戴德，終生不忘的。

周佛海曾說，他之所以贊成組織共產黨，而且率先參加，是由於兩個原因：“第一，兩年來看的共產主義和俄國革命的書籍很多。對於共產主義的理想，不覺信仰起來；同時，對於中國當時軍閥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滿，而又為俄國革命所激刺，認為非消滅這些支配階級，建設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國。”“第二，就是個人的動機”。而所謂個人的動機，“就是政治的野心”。27現在由於有戴季陶和鄒魯等人的提拔，使他有了實現個人政治野心的機會，因此，他對戴季陶、鄒魯等人唯命是從，亦步亦趨，以至成為忠實的信徒。相反，與共產黨的關係，日漸疏遠，以至實際脫離。

周佛海最後脫離共產黨，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對馬列主義關於階級鬥爭學說的懷疑以至反對。

在國共實現合作的過程中，以及國共合作實現後，統一戰線內部就存在著激烈的鬥爭。鬥爭的實質是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問題。

周佛海早在1919年所寫的《中國的階級鬥爭》一文中，就否認中國有階級鬥爭的存在和必要。他反對共產黨人所主張的農民對地主階級的鬥爭，更反對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並要中國共產黨放棄階級鬥爭的工作。他在廣州時曾對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說過：“共產黨的任務是國民革命，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是國民革命，而不是社會革命。因為中國現在要以整個民眾的力量，打倒封建軍閥，要以整個民族的力量，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現在，並不需要農民對於地主，和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所以共產黨應該放棄階級鬥爭的工作，以全力來參加國民黨的國民革命。”28

對於周佛海在思想理論以及非組織行為的錯誤，周恩來同志曾多次予以批評教育，耐心幫助，但都為周佛海所拒。1924年9月，*中央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