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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關係，而且有著政治上的*聯盟。蔣介石在逐漸集國民黨黨、政、軍各項權力於一身之時，便準備在時機成熟時，背叛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發動*政變。而戴季陶主義，恰恰是蔣介石藉以*的政治理論準備。戴蔣之間，正是由於有如此密切的關係，周佛海攜戴季陶的介紹信，必然會得到蔣介石的信任和器重。

周佛海之所以要在此時前往漢口，也是出於幫助蔣介石進行反對共產黨、反對革命的目的。他說：在“革命潮流日形發展，而共產黨的力量也隨著擴大，我遂決心打破共產黨的排斥，要重新參加國民革命了。”35

但是，當週佛海抵達漢口時，蔣介石卻於9月17日，離開武昌城外的南湖，前往江西，指揮軍事去了，而未能面見，接見他的是總司令部武漢行營主任鄧演達。鄧演達立即去電向蔣報告，並委周佛海為行營秘書，充當助手。10月1日，國民革命軍攻佔武昌，總司令部武漢行營遷往武昌，住進了原吳佩孚的武昌“督署”舊址內。

11月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成立，蔣介石自任校長，委任鄧演達代理校長，學兵團團長張治中兼任教育長，周佛海為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36　由於張治中兼職很多，所以學校的事，大部分由周佛海處理。

11月8日，北伐軍佔領南昌。9日，蔣介石將總司令部移往南昌。至年底，北伐軍已殲滅了吳佩孚、孫傳芳的主力，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江西、貴州、福建7省，實際上都在國民政府統轄之下。革命力量從中國的最南端，迅速地發展到長江流域，幾乎席捲了半個中國。正是在這種形勢下，統一戰線內部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日益尖銳化。這首先表現在“遷都”之爭上。

11月2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將首都由廣州遷往武漢。但12月7日，當部分中央委員由廣州抵達南昌時，蔣介石卻提議，將首都遷往南昌。但遭到各委員的反對。12月13日，在武漢成立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國民政府委員會臨時聯席會議。但是，蔣介石一意孤行，扣留了路經南昌的一部分中央委員。1927年1月3日，還在南昌召開了中央政治會議第六次臨時會議，非法決定將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暫駐南昌。

蔣介石為實現自己的非法主張，1927年1月9日，親自到了武漢。乘此機會，周佛海便向蔣介石密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情況。周佛海說，在他出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時，“當時最痛苦的，就是應付國共的摩擦。”他說，他已於1924年“在廣州脫離了共產黨，所以共產黨對他是對立的。同時國民黨的右派，卻認為我仍然帶有紅色，時加以監視和牽制。當時工兵隊和炮兵隊的學生，是從黃埔調來的，步兵學生2000人，則是在武漢新招的。我是學生招了之後，才被調到學校，所以新招的學生，三分之一二是共產分子。十六年一月蔣先生由南昌到漢口，有一晚我深夜去看他，把學生分子複雜的情形報告他，他要我切實的監視。”37　周佛海就是用這種卑鄙的手段，得到蔣介石的高度信任。

逃離武漢

由於國民黨左派的堅決主張和迫於大敵當前的形勢，蔣介石不得不於2月8日，在南昌作出了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到武漢的決定。但是，這不過是蔣介石的一種緩兵之計。為了反對蔣介石的專制*，2月9日，武漢國民黨左派舉行高階幹部會議，推舉吳玉章、鄧演達、徐謙、孫科、顧孟餘5人，組成“行動委員會”。會議並發表宣言，強調必須鞏固黨的權威，統一黨的領導機關，實行*政治，掃除封建勢力，軍隊必須在黨的指揮下統一起來，以此和蔣介石的專制*作鬥爭。並提出速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解決一切問題。

為此，國民黨中央決定於1927年3月7日召開二屆三中全會。各地中央委員陸續到達武漢。但蔣介石卻提出只有把會議改到3月12日，他才能到武漢出席會議。蔣介石是藉此達到破壞會議的目的。為了爭取蔣介石出席會議，只好將會議延至3月10日，但結果蔣介石仍未出席。

周佛海不是指摘蔣介石的不當，卻歪曲事實誣稱堅持10日開會，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陰謀。他說：“這是鮑羅廷在內主使，共產黨在內作祟，要使第三次執委會議，完全為共產黨所操縱，以透過有利共產黨的決議案。”38

二屆三中全會透過一系列有利於革命深入發展的決議，在一定程度上對蔣介石的個人專制*予以某種限制，並改組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國民政府。共產黨人譚平山被推為國民政府農民部長，蘇兆徵為